30 May 2011

香港樓價問題的背後真相

我一向認為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不是地產商壟斷,而是土地政策失誤,因此認同雷鼎鳴教授在《信報》的文章中說, "善用土地才能壓抑樓價"。不過,他說: "政府若要增加土地供應量,主要可做的,還只能靠填海或打一些郊野公園的主意",我認為他還未把話說得清楚:香港政府原本持有金鐘添馬艦、西九龍、啟德舊機場等頂級地皮,為何不拍賣出售,而要分別用作政府總部、(所謂的) 國際藝術中心、和 (現時的)老鼠飼養場?現把雷教授的文章部份節錄如下。

2011年5月30日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國際經濟環境波譎雲詭,量化寬鬆似完未完,歐債再現危機,內地貨幣供應量從年前近三成的增幅,回歸到較接近常規的一成半左右,股市欲振乏力,但香港的樓價似仍未受到多大的壓力。上周中原地產指數繼續攀升至98.16(97年第三季為100),樓價已接近97年高峰水平,港島區更早已超越此水位。

上述說的是住宅,商用樓宇租金及賣價一樣連年上升。不少店戶埋怨,只要生意好轉,人流增加,業主便大幅加租,把新增的利潤全部吸走,租金加幅甚至大於收入的上升,致使店主不能不結業。

這些都是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在樓價租金皆漫無止境般上升的態勢下,民間普遍出現責難「賺到盡」的所謂「地產霸權」的聲音,是情理之常,就算是政府內部,恐怕不少官員也因害怕要負上樓價高企的責任,因而希望禍水東引,把責任推到地產商身上。

不過,我卻認為民粹潮中對地產商的不少指控,根本經不起推敲。為什麼所謂「地產霸權」的概念根本含混不清,脫離事實?

每個地產商都會夢想自己能當上房地產市場霸主,操控大局,不賺到盡,便誓不為人;就當他們如何為此努力,但他們做得到嗎?要當霸主便必須有壟斷的實力(與其他人勾結一起壟斷亦可),但香港的樓市交易量中,二手盤的成交等閒是新樓的六、七倍;一手盤亦有七、八個大地產商瓜分。香港每個大地產商的市場佔有率根本很難超過5%。

這麼低的市場佔有率能「霸」得出多少壟斷利潤?他們不是不想抬價,亦有用盡所有的宣傳包裝手法,但我們不能假設買家都是蠢笨如豬,二手市場中的小業主若眼見新樓訂價進取,隨時可以用較低的價錢搶走買家。

有人認為舊樓不如新樓,所以不足以構成競爭。這說法不對,二手樓價格只要有所折讓,誰說地產商不會感受巨大的競爭壓力?

香港樓價不斷上升,我們最多只能說這是一個賣家的市場。沒有足夠壟斷力的大地產商,沒有資格被視作霸主。我曾多次公開指出,香港地產業比起二十年前已大幅萎縮,根據官方數字,現在只佔GDP 5%至6%左右,有何力量當「霸主」?我曾遇過某些地產商,對此觀點很不高興。

商戶埋怨業主賺到盡,其心情可以明白。但我們若稍作思考,便可知業主不可能不加租。假設因為經濟好轉,某商戶每月可多賺一萬元;但經濟好轉後,同時也意味該舖位所能產出的經濟價值或利潤也會隨着上升起碼一萬元,別的租客會願意用更高的價錢得到這間商舖。在市場經濟中,商舖只可能如投標拍賣般價高者得,才做到商舖落入最能善用它的人手中。

上述的情況似乎也在說明,經濟好轉帶來的好處全部都被業主吸走,其他人不能分享。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造成這結果的根本原因是商舖(或商用辦公室)供應量受限制,不能隨租金上升而增加。假如市場中不斷有商舖或辦公室的新盤湧現,業主受到競爭壓力,根本不可能把租金抬高至把商戶利潤吸乾吸淨的地步,業主一加租,商戶便可能轉移陣地,戶主也就可真正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不論是住宅、商用舖位或辦公室,提供更多的單位才是壓抑樓價的真正關鍵。但香港在這方面的現狀及政策仍有很大的缺失。我們只要分析一下香港土地的使用情況,便可看出不少問題。

據政府規劃署《概括土地用途的分布情況》所載的數據,2010年香港共有一千一百零八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住宅用地只有七十六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6.86%;至於私人住宅更只得二十五平方公里,佔香港總面積的2.26%;其他住宅為公屋(十六平方公里)與鄉郊居所(三十五平方公里)。為香港絕大部分人口提供住所的私人住宅及公屋,合共只有四十一平方公里(等於3.7%的土地面積),是不是太過擁擠?

北京市人口約是香港的兩倍,總面積一萬六千八百零七點八平方公里,是香港的十五點二倍,就算是密布樓房的市區,也有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面積,土地比香港充裕得多;北京的樓價已是居高不下,香港怎可能不面對更大的壓力?

我們若再分析用地的比例,可更清楚分布的過時失當。香港從事製造業的人口,在2010年共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人,佔總就業人口3.29%,但香港的工業和工業邨用地卻有十平方公里,遠超於商業/商貿和辦公室四平方公里的用地。香港經濟現在靠商業、還是工業支撐?用地分布怎麼完全追不上形勢?

要解決商用辦公室租金上升的壓力,較快的方法是打破一些舊思維,把商業與工業用地不再互相區分,促使工業用地加快可變成商業用地,這當中也許會涉及不少技術和條例上的問題,但卻是不能不做的事。香港這個國際商業大都會,只有小得可憐的四平方公里(等於香港0.36%的土地)可作商貿用途,比起美國的一些大學的土地面積也不如,怎樣可以與人競爭?

我們面對更為嚴重的挑戰是未來。整個中國的格局是城市化,2010年中國城市人口已從改革開放開始時的兩成上升至近五成,內地將來總有些經濟條件較佳的人會移民香港,至於商貿活動上的融合更是無可避免。在此情況下,香港根本沒有條件浪費土地。

我們可再觀察一下香港還有什麼地可用。政府機構、社區設施、休憩用地共四十九平方公里(佔4.4%香港土地.下同);道路、鐵路、機場共五十六平方公里(5.1%);墳場、公共設施等十五平方公里(1.35%);水塘、河道等三十平方公里(2.7%),這些相信都是動不了的。剩下的主要項目有農地五十一公里(4.6%),以及林地/灌叢/草地共七百三十五平方公里(66.3%)。

不少農地早已為發展商收購,等待政府批准改變用途,如果發展商認為將來的樓價比現在貴得多,他們不會急於在農地上建樓;政府必須讓他們相信,未來會有很多的地推出,他們才會考慮早日發展這些土地,以免蒙受損失。但政府手上有足夠的土地儲備「嚇唬」地產商嗎?

政府若要增加土地供應量,主要可做的,還只能靠填海或打一些郊野公園的主意。維港是香港的重要資產,絕不應再填,但其他地方卻可考慮。填海造地的成本,通常比開山便宜得多。香港四百三十六點六平方公里(39.6%)已劃作郊野公園,每年平均有一千三百萬人次到訪郊野公園,即港人平均每年到訪兩次;絕大多數的港人(包括我本人)都希望有郊野公園的存在。

不過,魚與熊掌我們不可兼得。政府只要宣布,到土地用盡後,可以把部分的郊野公園用作發展,政府潛在的土地儲備即會大增,政府壓抑樓價的公信力也會上升。

發展商也許是最不希望見到這種政策的人,該政策會令他們的土地儲備的價值下跌;因此,他們也許會利用部分環保人士的口,反對這項政策。

18 May 2011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從來得來不易。即使近在二百多年前,在人權法先行者的國度,仍然有人因出版文字記述而被捕。林行止今天回顧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有感而發,節錄部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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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2011年5月18日

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稱漢沙,是以首創把議員老爺在國會發言(辯論)印出的印刷商名字Thomas C. Hansard(1776-1833)為名。在一段長時期內,英國國會被視為「秘密組織」,議員的發言被當作「國家機密」,一七七一年有印刷商印行摘錄的議員發言被捕,但倫敦市長堅信並維護言論自由,「當庭」把他釋放;這位違抗國會命令的市長迅即被當局囚於倫敦塔待審,然而沒有法官肯受理,國會無法命令法官審案,拖拉數月,市長被無罪釋放……。自此之後,國會不再視印行議員發言為罪行。

「報人」威廉.柯柏德(W. Cobbett)於一八○三年創設同名印刷公司,其一項業務是把報章有關議員發言摘要輯錄並印成專頁或小冊子。一八一二年公司因周轉不靈為漢沙收購;唯漢沙的經營一波三折,且曾因「錯誤引述」而被告以誹謗罪。經過長期纏訟,至一八四○年漢沙公司獲發「政府印刷商」牌照,自此漢沙才能合法地把議員的發言紀錄在案;至一八八九年,國會決議津貼漢沙(時已由第二、三代經營),使其有足夠資源把議員在議會內的一切言詞印出以為「永久紀錄」。除了英國,如今所有英國前殖民地包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肯雅、坦桑尼亞、剛果、毛里求斯、牙買加以至加拿大及澳洲等的議會紀錄,都稱漢沙。

過往數百年,學者記者要從漢沙中找資料,都得向國會有關部門登記,然而找出塵封發霉的檔案,逐一查找,既費工夫又不合衞生,以這些數百年數十年的文件只有蠹魚(書蛀蟲)的屍體和「廢卵」的臭味而無「書香」,不但氣味不好聞,長期閱讀尤其是大近視的「聞讀」,還會患上一種所謂「檔案發燒」(archive fever,這本為對終日埋首檔案者的形容)的小毛病;如今一切網上見。按柯伯登的資料,「登入」一八○四年至一八五七年的漢沙,便一目瞭然(這節辯論共四萬多字)。今人治學寫稿之便捷,別說古人,十年前的人做夢亦沒想到。

戰爭的背後

人成熟了,才知道人類過往數百年,向別國發動戰爭的背後原因,都是為了錢。這是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避而不談的,這算不算是愚民政策?林行止今天回顧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有感而發,節錄部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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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2011年5月18日

翻閱有關國際貿易特別是英國外貿的史料,從意想不到的來源—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發現一些筆者以為很有建設性的資料。

眾所周所,在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及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英國對我國發動了兩次戰爭(史稱鴉片戰爭);英國侵華在打破滿清閉關自守的國策,目的在迫使清朝進口外國貨尤其是英國製造的產品,因其時工業革命有成,英國開始大規模工業生產,商人急於為其成品找尋海外買家,因此游說政客並由後者說服政府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門戶。

在十九世紀中期,清朝對外出口茶葉、瓷器、絲綢及其他紅鬚綠眼輩趨之若鶩的「奢侈品」,由於不准進口不買外國貨,清朝因此錄得巨額貿易順差(貿盈)。縱橫四海有年自恃武功蓋世的英國,遂兩次用兵,把腐敗顢頇的滿清打得伏伏貼貼,不得不賠款兼開放海禁對外通商。可是,除了對華輸進大宗鴉片,英商的工業產品無法打進中國消費市場,這是因為中國消費者品味有異於西人及人民購買力有限有以致之。台灣學者巫仁恕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中央研究院叢書)一書,引述美國學者對十五至十八世紀中國消費市場的研究,指出「中國對西方輸入的舶來品,除了白銀之外,(對)其他商品興趣不大;而進口中國的舶來品,大多是東南亞的燕窩、魚翅(按還有香料、木材、犀牛角與象牙)這些屬於採集而來的稀有奢侈品,對中國國內產生的刺激毫無幫助;相對地,同時期的歐洲用殖民地白銀換取東南亞商品,造成快速運轉與淘汰的時尚體系。故而中西方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消費速度出現西快中慢的差異。」這段話適足以說明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英商亦無法分中國消費市場杯羹。

英商對中國消費市場的期待與失望,可從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下議院自由黨議員(本身為工業家)柯伯登(R. Cobden, 1804-1861)的發言上清楚看出。在這次冗長的發言中,這位激進議員指出,當英廷和滿清簽署條約(按:應指一八四二年的南京〔不平等〕條約)時,英商對中國市場寄予莫大的期盼,「蘭開夏(郡)的廠商歡喜若狂,他們認為『這個有三億人口帝國的子民,只要一人購買一頂棉質睡帽,我們的工廠便全年無休!』」結果蘭開夏郡的紡織商大失所望(一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希望每個中國人購買一支原子筆的美商),以「過去三年對中國的平均出口額每年約為一百二十五萬鎊,這與戰前(按:指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情況並無二致。事實上,一八四二年以來,我國對中國的工業產品輸出無絲毫進展……我國對華貿易量上升,皆因我們輸進更多的中國茶葉……。」

從鴉片貿易談到與中國(滿清)為敵,柯伯登的發言發人深省。十八世紀中葉,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外貿形勢表面大好。英國以賣鴉片所得,就地購進中國特產,雙邊貿易額大增;英國對印度的貿易亦勝前,以英國對印度出口漂白棉布(按:用印度棉花紡成的白棉布),並把所得購進鴉片,而這些鴉片一轉手便輸往中國。不過,除此之外,中英貿易並無進展……。柯伯登這樣分析︰「印度人若不種鴉片,肯定會種其他可以換取英國棉布的作物;中國不購鴉片,必然會採購其他英國產品,但這個問題太複雜。我想說的是,當利物浦商人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派軍艦與他們的商船同行進入中國海港及內河口岸時,其藉口必然是這樣做可以促進雙方貿易,而發動新一輪戰爭肯定有相同效果;但事實顯示,與中國為敵的後果是雙方貿易萎縮而非增長。」

一百五十年前,英商垂涎中國三億人口市場,但用武力無法達到打進中國消費市場的目的;如今英(世界)商看中中國十三億人口的市場,而且是消費力及消費意欲愈來愈強愈旺的市場;然而,和一百五十年前一樣,與中國不友善肯定打不開這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