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演化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25日的文章，簡潔綜合各國的憲政演化，雖然不完全同意其觀點，但也值得節錄如下，像名茶般仔細品嘗：

現代國家要傳承久遠，必須結合國族主義、資本主義與憲政民主，三合為一，中國絕無例外。例外的，是結合的方式和演進的道路而已。憲政民主的實質演進，有兩大執行主體：家與藩，即是貴族世家與地方勢力。英國是兩者合一，分封地方的貴族世家制衡王權，演成憲政民主，近代由於階級意識形態對立而形成兩黨輪替執政。

美國是軍政或企業世家與地方勢力妥協，成聯邦式的憲政民主，也是兩黨輪替執政。德國的政商世家與牢固的地方自治傳統結合，形成多黨輪替及聯邦政府憲政。

日本是王權收拾藩鎮之後，由政商世家組成執政之自民黨，由於諸藩不存，而日本當年是弱國，必須集中國力建設，於是世家合縱而不分裂對立，以致自民黨一黨獨大，並無兩黨輪替。日本奠下的東方民主例子，中國也將追隨。

滿清覆亡，民國肇始，軍政世家、士宦世家、企業世家及省籍結盟的國民黨初期黨內結構，本來可以開展類似日本一黨獨大的集權統治，而後來軍閥割據的地方勢力制衡局面，也可締造聯邦中國。可惜，事過境遷。中共執政大陸之後，國民黨黨內及地方勢力制衡的局面不再，憲政的執行主體消失，民主也就遙遙無期。

中共走資數十年，高官子弟瓜分國財之後，憲政的執行主體浮現了：黨政世家及地方勢力。憲政之要旨，在於勢力制衡而締約和解。一旦黨政世家與地方勢力結合牢固，而黨中央的意旨必須與世家及地方妥協，憲政的締約關係便形成了。

目前在上海、天津、四川等地，世家已盤踞地方。而由於世家之浮財，來之不義，因此中國的憲政民主不可能有兩黨（或多黨）輪替之局面，否則將遭受清算迫害，憲政民主只能走一黨獨大而世家派系輪替的日本自民黨路線。一黨獨大之下，少數黨仍可獲得分配利益，免卻滋擾。

然則，此憲政民主之走向，仍然難關重重，隨時脫軌翻車。首先是共黨黨務正常化，即是黨員不是領取利益而是付出義務，必須參議、籌款等，如此黨務便由豪門世族主理，可以大幅砍削結構。其後，是黨政分家，政府正常化。

最後，是立憲與行憲。期間的時間愈充裕，國際局面愈穩定，則黨政世家施展金蟬脫殼、五鬼運財之術，向商政世家轉型的保障愈大。拖延、放慢，以至水到渠成。

此路線可安保黨政世家之財富及權力，短期來說，是不義的，長期來說是合義的。非此，中華之憲政遙遙無期。

香港的資本主義及小規模的地方憲政在港英殖民時代成型，香港的豪門世家不是中共黨內勢力的延伸，回歸之後中共的商政世家也無法取而代之（反而鬧出醜聞）。因此，香港特區之內急遽推行憲政民主，將與大陸的黨政結構脫軌，而香港世家假若在民主化之後執政得法，也會勾結域外勢力或發展出地方獨立意識而不斷滋擾大陸政府，例如以鬧獨立的方式苛索利益。即使中共規定香港不可有執政黨，特首不可有明顯黨政傾向，香港將來的執政世家也有可能繞過限制，而且一點不難：即使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港府高官也可以隨時由豪門世家收買。

為防範香港的政治獨立地位，中共甚至堅壁清野，架空廣東，用整肅貪污、輪調高官的方法，打擊廣東的黨政世家力量，使之不能壯大，卻放任北方省市的黨政世家力量集結。這是特殊顧慮下的中國南北政治了。

由於要等待大陸的憲政局面大定，也就是黨政世家安全向商政世家過渡而穩掌權力，中共必會香港拖慢民主進程。然而，投鼠忌器，中共也不會停止香港民主進程，以免違背中英國際承諾，也令國際社會認定中共不會民主化而實施圍堵政策。再者，香港的民主可化解民怨，中共也可吸取政治經驗。總之，以務實政治而言，香港的民主進程是緩慢的，但是必不可少的。

香港中文常見毛病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21日的文章，點出香港中文常見的毛病，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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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文雅語言，卻是哭笑不得。父輩哲睿，子孫不堪重擔，於是多有頑劣反叛，放浪形骸者。文字早熟，子孫也會衰頹。中國在先秦兩漢已有璀璨文字，見諸典籍，令後世汗顏，不肖者只好視而不見，以夷為師。近世中文之零落，大抵可作如是觀之。英文在進化期間，丟失很多中古英語的格式語法，比起德文法文，英文易學，然而論到語法簡單，依然不及中文，中文是世上進化得最徹底的語言，幾乎可以說是早熟型的超級語文。早在漢代，中文已擺脫多音節語詞及形式語法的趨向，脫去很多格式語法的限制。擺脫格式語法限制之後，漢字隨之定型，開展出其他替代的功能來，令表達力更為強盛。也由於語法與字形配合，只須認得字義，即使是先秦兩漢的文章，毋須太多註譯，一看便懂。

例如中文沒了眾數（plural number）的s，便用實詞代替眾數，英文的國家country變為countries，中文不一定是「眾多國家」或者「國家們」，而是平義的各國、諸國，有蔑視意味的、不瞄一眼的萬國、萬邦（如唐代的萬邦來朝），有警惕意味的、歷歷在目的列國、甚至列強（如晚清時期的列國入侵）。同樣，中文沒了被動式（passive voice），不一定凡事都說「被」（be），而是有幸福意味的蒙、獲，中性的由、受、告、見，意味不幸的被、挨（捱）、遭、罹等。

可惜，今日的中文，返回蒙昧原始了。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坐西鐵往屯門，車廂播出港府教育局宣傳，說「原有的中學會考將會被新高中文憑試取代」，再說新的高中文憑試多好多好，之前卻用了個「被」字，出爾反爾，言不由衷，彷彿官府要為末代中學會考之廢除而鳴冤叫屈。中性的講法，書寫或口語，都可以用「原有的中學會考將由新高中文憑試取代」。那個「由」字，於教育局諸君，也許太古老了，怎不及一個「被」字時髦？

西風東漸，五四時代之後，中國文人提倡用西洋語法來規範白話中文，以致引入許多源自英文的語法虛詞。今日，中文變化多端的虛詞，被西化的語法虛詞取代了，國人不說列國、各國，而說眾多國家，甚至國家們；不說「香港有購物天堂之稱譽」，而說「香港被稱為購物天堂」。中文「返古」了，某些形式語法的功能恢復過來，變成英文在中國的A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迅速展開識字教育及知識啟蒙，也方便傳遞西洋學問，文人提倡「我手寫我口」，然則見諸文字，其實是「以中國之手，寫西洋之口」。如北方口語「我期待着」、「你有着不一樣的經驗」、「這意味着」、「你照着辦」，並非與英文的-ing等同，「着」字是虛詞，也有些實意，化為書面文字，有的要保留，有的要轉化，並不一定都要寫「着」。真的要寫事態進行，也不一定要用「着」字，可以用語態副詞此刻、之際、正在、刻在等等，代替機械的、來自-ing的西化詞「着」。

又如那個副詞「地」字，是來自英文的副詞尾綴-ly。北方口語「你要好好的做人」，明清白話小說會寫為「你要好好的做人」。「的」與「地」，都讀輕聲的di，表示商量的、減去權威的語氣襯詞而已，並無實義。書面寫為「你要好好做人」，損失的只是語氣，意思無損。白話文運動之後，便硬性規定將此語氣詞變為副詞尾綴的「地」字，「好好地」的那個「地」字，擺脫不得，中文成了英文的A貨了。

最近在中文系當老師，有位內地來港修課的學生，品評香港報紙專欄的「三及第」文章，獻上一句：「倪匡的專欄文字往往不按常規地出牌」，不禁莞爾。句如長蛇，西而不化，又囿於流俗比喻（「不按牌理出牌」）。化為中文，自是從容：「倪匡行文，不依定則，常有出格之語」。

同理，中文的「是」，也不是英文的is。我不願意，我是不願意，我是不願意的。三句意思相同，語氣不同。「是」乃語氣詞，並非語法詞。

內地天災頻仍，義工回港之後，報紙便充斥「分享災難經歷」之語。分有分享、分擔、分攤，述有講述、憶述、述說，這些都顧不上了，只是將share的動詞漢化，固定為「分享」。原本分享的構詞重心在「享」而不在「分」，西化之後，重心在「分」，享字無義，於是好事壞事都可以「分」了。英文廢了中文動詞的武功。反之，在market share一類的名詞，報紙仍懂得分辨，是「市場佔有」，而非「市場分享」。動詞廢武功，只留名詞辨識力，是近年中文的大病患。

香港七十年代成功的經驗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11日的文章，總結了香港七十年代成功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節錄)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