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27日，是南非的「自由日」（Freedom Day）。1994年這一天，南非首次舉行平等選舉，成年人不分種族都有權投票；三年後的同一天，新憲法生效，終止始自1948年的種族隔離（apartheid）。
種族互動和衝突貫串着南非歷史。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南非79%是黑種非洲人，9.6%是白種人，2.5%是印度裔和其他亞洲裔；原住民為科伊桑人（Khoisan），在當地已有數千年之久，此外是從北邊移入的其他非洲人。
白種南非人是後來歐洲殖民者（settlers）的後裔。先是1652年荷蘭人移入，但所創建的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於1806年遭英國併吞；1835年後，荷蘭後裔布爾人（Boers）離開開普殖民地，另創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和德蘭士瓦共和國（The Transvaal）。
英裔移民和布爾人其後於1879年擊敗當地的祖魯族（Zulus），但隨即於1880-81年和1889-1902年，彼此間爆發戰爭。1910年，英裔殖民地和波爾人的幾個「共和國」聯合成立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現時南非的有色人種至少部分是上述所有族裔的後人，以及東印度群島奴隸的後裔；此外，還有些印度裔和華裔，他們的祖先是十九和二十世紀抵達的勞工。
隔離非因歧視而起
Apartheid意為「隔開」，是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政府於1948-94年間實施的制度，立法隔開種族，大量剝奪佔人口多數的非白人的權利，確保白人的少數統治權。這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波爾人後裔）的知識界所發明，理論上是讓不同的族裔得以分開發展。方法是為九個黑人部落各劃出一些地區，讓其在該範圍內實現「民族」願望。其餘的非白人包括混種的「Coloreds」和印度裔也長期受忽視，後來才鬆散地納入某種聯邦國會架構裏，但地位至今仍待界定。餘下的一個「部落」是白人，由說英語和說南非荷蘭語（Afrikaan）的兩大族群構成，為南非各族的和平進步提供「必要」的領導。
這個制度當初也許是想維持阿非利卡人（以下簡稱荷裔，與英裔相對）的認同，回應不同族裔文化參差的實際問題。荷裔篤信宗教、生活自律，熬過了幾百年的逆境，包括英國當權者的壓迫。第二次波爾人戰爭期間，荷裔平民遭扔進集中營，所受到的對待令人髮指；對於英裔企圖消滅他們的語言、文化和獨立性，荷裔銘記在心，雙方的關係一直很緊張。英裔長期主宰着商業，在對待有色人種方面被視為「自由派」（liberal）；發明種族隔離的荷裔被視為右派。英裔和荷裔的政治分野也正是他們的文化分野。
一般以為種族隔離因種族歧視而起。其實不然。種族歧視的緣起也許不敢說，但南非公開的種族歧視之所以會長時間持續，是種族隔離的果，而不是因。說白了，南非白人並非心態上先歧視黑人才導致隔離，剛好相反，正因為長時間與黑人隔離，才造成歧視的心態。
William Harold Hutt（1899-1988）教授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較為簡單也合乎邏輯的解釋。他於1964年出版的著作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種族障礙經濟學：有關南非種族隔離經濟起源和後果的研究》）說，種族隔離嚴重窒礙了經濟，殃及所有族群。該書兼有學術和激情，是一項激發良心的研究，但寫來很需要勇氣，因為同時得罪了左派和右派。
向黑人勞動力設關卡
在經濟上，種族隔離制度以兩種關卡限制黑人勞動力。一、未獲官方批准不得跨區工作，尤其限制由「鄉間」的黑人區進入城市的「白人」區，而且須由僱主提出申請，黑人有了僱主後，不得離職為他人工作；工人離職後，理論上須立即返回所居住的黑人「家園」（homeland）。二、有些工作講明保留給白人，在職業上限制黑人上進。
這也就減少了勞動力供應，尤其是城市工業區的技術工人，從而抬高白人技術工人的工資，而壓低鄉間黑人的工資。Hutt更認為，白人工會是早期推動歧視的引擎，而且禁止非白人組織工會，在經濟上也是對白人工會有利，最終目的不離保障白人勞工的利益，這是南非經濟史上常見的主旨。南非1910年成立聯邦後，沒有一屆政府可與保障白人工人利益的政策抗衡。對黑人勞工設限，不但抬高白人的工資，更讓白人優先獲得技能。但保障白人工人其實有損白人僱主的利益，後者反希望有充裕的廉價勞動力。
這項經濟衝突與英裔和荷裔白人的文化和語言分野是一致的。荷裔大都是鄉下人，受教育少，貧窮；英裔主要是城市人、有技術，中產。礦場是南非主要的就業機會，僱主和礦場的技術工人以英裔為主，非技術白種工人則主要是荷裔。
白種工人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自己變成壟斷性的勞動力，防止其他群體加入競爭，確保其經濟優勢。他們在1907年採取工業行動，接着首次在1911年立法，禁止非白人從事最賺錢的工作，先是採礦，然後擴至其他經濟領域。白種工人在策略上採用多種變調，有時候很隱晦，有時候玩虛偽，手法由罷工打擊僱主到立法規定「公平工酬」（fair pay），用類似今天最低工資的規限來排除非白人。理據是：低於此水平的工資有違良心；此外，利用非白人各個次群組之間的矛盾「分而治之」。
由此可見，種族隔離並非一小撮極端分子的神來之筆，而是歷史上白人勞工保護主義的延續，只不過由南非變成一種更徹底、以至禍害更大的制度，在1948年成為國策。
隔離帶出三種惡果
種族隔離造成一些重大的後果。首先，對流動黑人勞工的管理必定有不完全的地方。管制進出白人區的黑人時，手法暴虐、常見濫用。黑人身處白人區，須隨身攜帶「通行證」，警方可隨時隨地查看。無證者不論情由，一律逮捕「解回」家園，或拘押到可出示「通行證」為止。但一如世界各地「非法外勞」的問題，外來的人想打工，本地僱主想省錢，南非不論白人僱主還是黑人勞工都想逃避審查，以致總有不少非法「黑」工流入市區。
種族隔離的第二個後果，是技術工人長期短缺——此由限制黑人在地區之間流動，從而把獲取技能的機會壟斷保留給白人引發。這就牽引出動態的發展，經濟成長帶動對技術勞工的需求，從而抬高工資。在自由的體系裏，非白人可入學受訓以提升技術，但在南非沒有選擇；於是只有白人步步高陞，直到相對非白人不再具有競爭優勢。但這也正是種族隔離制度的原意。
後果之三是，黑人無法取得和運用人力資本，令種族關係長期繃緊。種族隔離擴大了種族的社會和經濟分野，這造成兩個效應：一是打擊了非白人的自尊；白人則覺得黑人沒有教養、無知、無能。由於缺乏訓練和激勵，非白人表現欠佳，又強化了社會的定見。這最終成為雙方「自我實現的預言」，也就是愈說愈像，落入惡性循環，最後變成「預見」的事實。長遠來說，非白人對白人深懷怨恨，不讓非白人上進不僅使他們世代貧窮，更剝奪了他們的尊嚴。
以上只是種族隔離的其中一些惡果。為了達到社會目的而設立的制度，若有違個人自然的利益，必定有不良的後果。南非政府認識到問題後，一度雄心勃勃，想用分散經濟計劃來扭轉問題；這就是把工作帶到鄉下，以免黑人長途跋涉進城。但這只不過是人類監管經濟的歷史上，由一種干預帶出另一種干預的典型。
方法是提供各種稅務津貼，鼓勵白人企業在分隔黑白的「交界地區」開業設廠。不少企業響應，但未能令經濟散開，因為所涉及的地域太大，這點津貼根本不夠，要全面做則負擔不起。有關計劃必須將全國按種族隔離的政治劃分，作同樣的經濟劃分。
白人商界要到1970年代初才算說服政府，承認種族隔離的社會代價難以負擔，從而開始拆除。當時的商界包括人數眾多的新興荷裔階層，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年，才克服各種既得利益，最終是市場力量使南非白人認識到種族隔離代價太大。
Hutt 1964 年的著作 Color Bar 無可避免地開罪了一些彼此對立的政治群體。對左翼自由派來說，把種族隔離歸咎於白人工友絕對是異端邪說。南非的左翼運動與海外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陣營關係密切，認定種族隔離是白人資本家剝削的工具，用來奴役非白人、壓低工資，抬高利潤。白人勞工被視為非白人勞工的階級盟友，黑人被視為種族隔離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受害者，要推倒這兩座大山才有出路。
但 Color Bar指出了左派邏輯上的謬誤和歷史上的差錯。左派認定，白人僱主務求將黑人的工資壓到最低；但Hutt證實，現實剛好相反，因為生產力犧牲太多，僱主無法接受。事實上，據歷史記載，由於很多工種不准黑人做，技術工人奇缺，白人僱主想站出來反對這項政策。換言之，Hutt證明，白人僱主不但不反對黑人累積人力資本，而且願意負擔這項成本。
白人僱主既然希望工作場所改行民主，為何從未認真地對政府施壓？Hutt認為，打一開始，白人僱主怕得罪荷裔工會、剛從英國引入的工匠，以及支持工會的荷裔政治建制。經歷1911年長時間的罷工和暴力，白人僱主杯弓蛇影，對於工人類似的威脅寧可信其有。但南非和海外的左翼運動有他們傳統的思維，不吃這一套，一頭栽進反種族隔離，令一些本來有可能支持Hutt的人士也敬而遠之。
三分一女性必遭強姦
至於遭到Hutt批評的荷裔政壇，由於Hutt不採用常見的左派觀點，反而魯莽地說，種族隔離是反共的荷裔政治運動與「親共」的社會主義派工人非神聖的結盟，荷裔政壇對他的敵意變本加厲。Hutt因此繼被左派攻擊後，再遭到右派咒詛；他在這兩種極端的眼裏都是異端，「左」「右」不是人。
'南非制度化的歧視源於「窮白人」的問題，目的是確保白種窮工人的經濟優越地位。'
William H. Hutt
Hutt成為南非學術界反種族隔離的意見領袖，但曲高和寡。對他來說，種族隔離時代是中央政府在經濟社會各方面持續擴權的終極產物，說到底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央計劃。Hutt在最後的分析中認為，「令我們感到關注的，並非因為人性偏見的缺失而導致種族上的不公，而是那些容許和強化這類不公的社會組織」。
種族隔離廢除多年後，所留下的問題仍然令人氣餒，其中特別是貧窮。失業率高達25%，人均壽命49.3歲，一半人生活在貧窮線下；愛滋病之多全球數一數二，強姦案之頻在全球非戰爭地區也絕無僅有，每三個女性就有一個預料在一生之中會遭到強姦。種族隔離的人類成本由此可見，而且揮之不去。
William Harold Hutt是英國經濟學家，出身勞工家庭，1924年畢業於港人簡稱LSE的倫敦經濟學院，獲頒商學學士；在出版社工作到1927年，接着回母校聽課，1928年受聘到南非開普敦大學任教，直到退休。他在1930年獲擢升為商學講座教授，其後任商學院院長。他有關凱恩斯經濟學和勞動市場的著作原創而且深邃，但身處南非，遠離歐美的學術中心，貢獻受到忽視。他1936年的著作Economists and the Public首創「consumer sovereignty」（消費者主權）一詞，現已廣泛使用。
Hutt曾於1978年來港。聽過他演講後，我有幸和他談到香港的經濟。我們當時對偷渡客仍然實行「抵壘政策」。得知香港的勞動市場幾乎不受法例干預，他覺得特別有趣。今天若仍在生，得知我們限制港人在內地的家人來港團聚、抗拒讓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大力推動標準工作周，他肯定會傷感。他以南非為家，有生之年目睹其墮落。這個偉大的經濟學者值得我們尊敬。
最低工資擴大失業
下周生效的最低工資法，實際上歧視社會上技能最少的勞動力，也就是新移民。光顧過火鍋店的讀者相信都會注意到，不少女服務員帶有鄉音，工作性質與傳菜員相若，只不過職銜好聽些，她們只具備起碼職級的技能。火鍋店創出這種商業模式，令一些絕難僱用的員工有工作可做，食客則有賓至如歸感覺，值得一讚。
市場是非技術勞動力最好的朋友，各種企業發揮創意，為一些很難就業的市民帶來工作機會。最低工資生效後，直接威脅到最少技能者的就業，間接也波及消費者。如果缺乏技術的新移民要改以自僱方式找工作，那就更不幸。如果再實行標準工作周，只會進一步擴大失業面；然後下次衰退來襲，就會全力推動失業保險。一法帶來另一法，沒完沒了，而且割得愈來愈深，恍如古時的凌遲極刑。當以歷史為鑑。
今天的南非是中等收入的新興經濟體，被視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在廢除種族隔離的新憲法通過十七周年之際，未來充滿希望，人民懷有憧憬。兩位學者Maxim Pinkovsky和Xavier Sala-i-Martin 去年發表的研究發現，1995年以來，拜制度改革後市場擴大之賜，撒哈拉以南各國的貧窮數據明確下降，預料還會繼續。希望我對自己的城市也能這樣樂觀。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參考文獻：
Maxim Pinkovsky and Xavier Sala-i-Martin, African Poverty is Falling Much Faster than You Think, NBER Working Paper 15775, 2010.
William H. Hutt, The Economic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