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人不代表我，李卓人也請你收口》(轉貼)

一向認為最低工資法絕不可以幫助低下階層改善生活。可能有小部份人的收入增加了，但對整體低下階層來說，帶來失業、通漲、增加工作量等問題，總計來說，必定利多於弊。因最低工資法而必需加價的企業，其服務對象都必定只是低下階層：難道半島酒店的咖啡會因為最低工資法增加成本而要加一元嗎？只有快餐店才須要加價，而光顧快餐店的顧客，又有不少是只賺取最低工資的人，他們因立法而得到的加薪，老早已被通漲吃掉了。曾任記者10年的吳婉君，多年前與友人合伙在砵蘭街開了一間叫TC2咖啡店，但開業至今3年，仍未回本，早前她在自己Facebook寫了篇文章《張宇人不代表我，李卓人也請你收口》，批評最低工資法，相當值得一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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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因緣際遇下，由記者轉做小老闆，開了一間咖啡店。店子小，絕對是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口中，隨時因為最低工資的實施而結業的中小型餐廳。

但我想講，張字人不代表我。

小店一直沒有餐飲業慣常的「落場」制度。當然，對僱主來說，有這麼一個制度是很著數的。但如果有落場的話，一來以小店來說，實在難以請人。二來問心說，落場真的很「變態」，一份工返十三四小時，即等如賣身給我，連睡覺時間，一日還在多少時間留給家人朋友或自己，我既不能給予十萬九千七的人工，要同事賣身給我，我可受不起。

廿八蚊時薪，小店一早實施，就算長工同事，吃飯時間休息時間也計人工，也一早超過廿八蚊這數字。現在政府立法訂明最低工資，其實對我們，可以說一點影響也沒有，那又何來因此而結業的可能。

倒是發覺原來自己很愚蠢，經常說「有能力的僱主，應善待員工」的政府，竟然帶頭講明外判工食飯沒有工資，大把錢如特區政府，也這樣對待員工，我們這些在業主大幅加租，食材不斷加價的壓力下，掙扎求存的小店，是否應效法政府呢？否則便成為愚蠢老闆？

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做一個眼中只有金錢的無良僱主。

有能力的僱主，應善待員工。極為同意，從道德高地上說，同事們為你賣力，公司有錢賺，理應跟他們分享成果。從實際情況看，同事收你一百，但能為你賺來一千，我不介意多給他一百，甚至乎二百。從功利角度講，幫得手的同事，如不按表現態度來決定薪酬，他自不然會另謀高就，損失的又是僱主自己。

從來不擔心最低工資，只怕鋪頭不夠人及業主大幅加租。其實食肆最大的敵人是租金，作為自由黨成員的火星人張宇人，你又能否說服貴黨的商界成員，向政府建議設立最高租金呢？

自問未必是一個良心僱主，但敢肯定不是無良，為何工會口中，僱主總要等同無良。

我也想講，請代表工會的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收口。

熟悉TC2的朋友也知道，鋪頭最煩人的從來是人，貼在門外的招聘告示，從沒有能撕下的可能。從來沒有時間去籌劃一下文化cafe應有的活動，因為日日就是要洗碗傳菜，日日也是替工。

作為僱主多年，我遇到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

職工盟很近TC2，他們的社工經常來吃飯，不下五次向他們轉介人來工作。日間清潔、夜間洗碗姐姐，待應，長工兼職，甚至乎當面跟李卓人說，回應總是「好好好，我幫你打電話問下」，結果總是一樣---無下文。

最低工資二十八，我們出價三十三，甚至乎三十五，沒有年齡性別限制，只求有人洗碗。問過職工盟及社區組織協會，兩個月也沒有一個轉介個案。接觸最多失業人士的組織，也不能轉介工作，香港是否沒有失業率了。

由窩打老道至朗豪坊一段的砵蘭街，單看食肆門外的招聘告示，無一百也有八十份工作。外賣、傳菜待應、洗碗、廚師，甚麼工種也有，不相信？可以自己數數看。

我們日間清潔出價三十，朝十一至下午四時或五時，遷就要接放學的姐姐們。一個姐姐來見工，要求時薪三十五，只能返星期一至五，三點一定要走人。無問題，請！第一日返工，不見得特別快手乾淨，起碼不會移開枱椅掃地(其實是從沒有一個姐姐會自動這樣做)。下午兩點三，跟我說明天不做了，因為洗唔切。要求多多的 同時，是否忘記了自己的能力，是否值三十五蚊，就算我肯俾，她也不肯堅持。

又一個姐姐兩日前確認返工，一切也說沒有問題。到那天，又是no show無到，其實見怪不怪，同類案件一年間無十宗也有八宗。只是交待一聲不做了，是否太困難。無責任心的人，是否值得社會幫助呢？

夜間洗碗姐姐，時薪三十三，但每三幾個月就「玩嘢」一次，又嫌辛苦又嫌夜，但這些情況跟入職時是一模一樣的，除了人工由廿八加至三十三，未計生意好時的分紅。加了人工不提，只會埋怨辛苦，土星人李卓人，這是你要幫的人嗎？

一個做了半年的姐姐，一句身體有事，即時辭職，沒有帶來醫生證明，我可以追討通知金嗎？

一個由四川來，不懂廣東話的姐姐，社工帶她來見工，說是家暴個案，無問題，請！第一天返工正常，下午一起吃午飯，突然說要外出一會，又無問題，到四點多，一個同事問我是否「兇」過姐姐，因為姐姐話很肚餓！剛吃飯為何會肚餓，原來她以前在四川是耕田的，要吃很多飯，見枱面的飯吃完，不敢要添飯。結果要請社工轉告姐姐，我們飯餸不限，想吃幾多也可以。第二天，遅了十五分鐘也不見她，原來她用了個多小時，由地鐵站口過來也找不到門口（正常只需三分鐘），不要問我點解第一天她找到，第二天找不到，她怎說也說不清。中午怕她肚餓，先問要不要先煮飯給她吃，她說不用了，轉頭她到外面買了一個飯盒回來。激死，問她點解唔食我們的，答案是「我要食好多野，好麻煩，唔緊要啦，賺錢都要為咗食啫」。啱！但我又不是不給你吃的，為何要浪費廿多元呢？結果我沒有嫌她，她自己辭職了。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足夠我寫一本書。

一直不明白，麥當奴人工低，為何總不缺人。年輕同事跟我說，做麥當奴很開心的，從此以後到麥當奴留意一下，收銀機後就是一個遊樂場，年輕人找工的原則不是有否廿八蚊時薪，不是前途，而是好不好玩。

像活在外星的立法會議員，口口聲聲代表界別利益，請問你們對地球的運作，了解有多少？

同意「勞」跟「資」，永遠企在對立面，利益有衝突，不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反正自己也曾是打工仔，明白打工仔的心理。很想做一個合情合理的僱主。但原來這樣的僱主很難做，各方受敵，究竟有誰能確實地為我們發聲，莫非真的要出來參選？

可幸我們還有幾個肯博肯做的年輕同事，希望你們放心，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分享大家努力的成果。

快樂源於自信、智慧的積聚

七老八十才屆人生快樂巔峰？英美不約而同有此研究結果，指人到中年確實萬事憂，但45歲後則柳暗花明，若健壯且不愁經濟，晚年多會邁向更歡樂美好的人生。

青蔥歲月是人生最快樂時段的傳統概念，已遭學者推翻。倫敦大學學院生物學教授Lewis Wolpert分析，我們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只屬「一般快樂」，踏入中年須承擔事業、家庭的責任和壓力，快樂感開始減少。至40歲是個里程碑，往往被視為從人生高峰逐步走下坡；然而45歲左右峰迴路轉，開始變得開懷樂觀，並持續到七、八十歲達到高峰。長者某些能力如運算等雖漸衰退，語文及決策力則隨著大腦成熟而增強。更快樂是源於自信、智慧的積聚，也懂得切斷不快樂源頭。
美國國家科學院對34萬人的調查亦發現，幸福感從年輕時代逐漸減少，至年近五旬又開始增加，而快樂持續增長，到85歲達頂峰；研究指，健康和穩定經濟是老人的快樂保障。

(quoted from am730)

改革國語，反清復明

陳雲

2011年2月22日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304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二〇〇八）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 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北方官話是胡漢混雜語，混有蒙古 和女真（滿洲）的語音、語法及詞彙，是語言學界的共識，迨無疑義。民國初年，由於國語以當年的方言群體人口來定，也以滿清京城的所在地來定，卻不以「漢音」及「雅言」兩個標準來定，故此，中國語音從此失陷，連同中共強行推廣的簡體字及共產中文，是中華文化的大災劫。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也許大家更清楚災難何在。假若滿洲熱心西化，乾隆王朝武功顯赫，海軍征服並統治英國 ，但滿洲大臣無法分辨英文的fool、full、flu、through、true等音的差別，都講成fu的音，之後他們便覺得可以用「同音通假」的原理簡化英文字，猶如用「干」來代替幹、乾、榦之類，於是，滿洲政府規定，fool、full、flu、through及true、一律立法讀fu，而且拼寫為fu，在英國學校全境執行，所有出版物及公共空間用語，必須貫徹，違者處罰。試問，如此英文還成為英文嗎？滿洲政府乃至中共對於中國語文的殘害，可見一斑矣。
清朝也講接近國語（普通話）的北方官話，但損傷仍不算大。這是因為清朝的北方官話語音比現在的國語繁富，而且各地沿用當地語音（方言）教學（——故此康有為、梁啟超與孫中山 並不通曉官話），文人雅士作詩詞、做對聯、寫文章，也須熟讀《廣韻》，服膺於宋朝的平仄，也就是說，即使北方文人講的是滿洲時期的官話，他們創作用的語音起碼是宋朝的。換句話說，清朝的文人雅士，通曉三種中國語音：官話、地方話及歷史上的雅言（漢音及文言），而且三種語言都是全面使用的，生活知識、學校語言及文史傳承，都可以各自用這三種語言進行，猶如三足鼎立。到了中共的現代極權統治，情況改觀了：官話獨大，地方話萎縮，雅言崩潰。三足折其二，文化之鼎，豈能不傾？
李安 導演的電影《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湯唯飾演）唱《天涯歌女》，「淚」字唱了lui的音，三十年代的上海 歌星唱片，也是唱lui音，不是現在的lei音，這是後來稱為的「老國音」。在網上搜尋，聆聽孫中山 先生的演講錄音，便可聽到老國音。
一九一三年二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北京 召開「讀音統一會」，各省派學者代表一名，用民主投票的方法制定國音，在北方、江南和中原的語音之中，抽出漢語共同語的語素。今日從頭看來，其策略是在北京語系的基礎上，恢復宋代的中州音韻，使中國的共同語兼顧南北語系，維繫中原（中州）漢音的傳承。這是中國語音的反清復明。即是說，免除滿洲人的語言污染，將明成祖遷都北京期間的南京話恢復過來，再以中州話滋養之，使得中國的共同語上承宋、明兩代。至於秦漢音韻，回天乏術，只能寄望在粵語保存。
老國音恢復了微母 （v）、疑的洪音（ŋ）和細音（ɲ），還有ㄧㄞ （yai）音，區分尖團音，這些都是中州音韻，並以南京話的入聲形式，恢復入聲。老國音語音複雜，妨礙推廣。然而，中原人、江浙人學習北京話，只要不很著力，都會把地方語言帶入北京話，於是自然講出老國音來。今日中國即使推行新國音（普通話的前身），江浙一帶的老人家勉強講的普通話，也是老國音。至於閩粵一帶，語音差異太大，只能重新學習。
新文學革命之後，愚昧的科學崇拜和仇古精神瀰漫中國學界，發起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字之聲，也嫌棄老國音的拼音複雜，難用羅馬字標音，不方便將來逐步過渡到廢除漢字、用羅馬字寫中文的目標。一九二三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採用專家獨斷的方式工作，國語羅馬化的一批學者佔了大多數，決定廢除老國音，採用北京語音標準，稱之為「新國音」。
新國音的語音簡單，有利於南方人學習，但是新國音大幅度削去漢音傳承，也增加大量的同音字。例如，單是砍掉尖音和ㄧㄞ（yai）音這兩項，就使漢音減少四十個音節，改變六百個字的讀音，也增加六百個同音字。漢語共有四百多個音節，僅此兩項，就削去漢語音節的近十分之一，猶如漢語的十指被砍去一指。廢除入聲這一筆，且不計了。
刪削語音之害，顯而易見。一是降低漢語原有的表情達意之精確，講普通話有如吃了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興奮劑，語音輕盈而不閉口，老在張口傻笑，無法傳達悲絕感情；第二，是增加了中文語音辨義的難度，如li 、yi、 shi 等音，同音字多達七十個，在漢語體系之中，普通話是最糊塗的語言。第三，是破壞民族語音的傳承。
第三項是致命傷。普通話只是北方胡化地區的語言，原本漢人文化區的語言，包括江浙、中原及閩粵，卻摒除於中國話之外，可謂變夏為夷，漢人在中國掃地出門。也難怪，新國音、普通話的原來目標，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徹底毀滅中國文化，以便全盤西化。
民國初年制定的國語（老國音），有恢復漢音的崇高文化理想。後期的國語（新國音）、普通話，卻指向毀滅漢字，釀成中國文化的災劫。普通話淘洗了漢音的入聲、合口音和尖音，口語節奏平板，四聲中有三聲高音，講話輕飄無根，如同滿洲太監。其他漢語方言語音豐富，如粵語的「大地在我腳下」一句，全屬低音，音義合一。黃霑 的《滄海一聲笑》，歌詞用粵語誦讀，幾成曲譜。普通話的陰平、陽平、上聲與去聲的差別不大，無音樂感，讀詩唱曲，失其韻味。
普通話的聲母韻母較少，輕聲、第二第三聲以及ie與ian；z 與zh；en與eng等，語音區別不大，以致同音字、近音字太多，口語交流，錯漏百出，特別是要求字詞準確的文史交流和科學交流，用普通話開會，無稿不行。為免誤解，即使是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說，也要緩緩而進，經常毫無必要地停頓（拍掌位！），難免使南方人懷疑北方領導人的智力。普通話影響之下，慷慨激昂的演說，在中共政壇消失，因為無論字詞如何激烈，用普通話讀，都是軟綿綿輕飄飄。毛澤東 在天安門 城樓的喊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聽來荏弱不堪。
五千多個生僻漢字，普通話的讀音分辨不出，於是很多粵語用的字或成語，普通話不能用。如白駒過隙的隙字，粵語是罕有的gwik1，普通話卻是常見的xì。為了辨義，口語常用複詞表達，放棄音義自足的單字，例如縫隙（隙）、虛假（假）、沒有（無）、不一樣（不同）、屋子（屋）、盜賊（賊）、人員（人）、鮮魚（魚），鱔魚（鱔），令句子冗長，連帶書面語的句式也變得僵硬拖沓，不忍卒讀。
一九二三年制定的新國音（後來的普通話），路徑錯謬。新國音取法俄羅斯 、法國 和日本 ，取京城口語為標準音，殊不知俄羅斯、法國和日本的京城音是本族音，少有外族干預，而且期間少有遷都以致變音的事。中國的北京 城，本來是外族聚居的幽燕之地，明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已使漢音備受胡語干擾。滿清統治之後，更以滿洲學生拙劣的漢語口音來規限漢人老師的口音，變夏為夷。
然則，漢音也不能以南京官話為準，因為漢音有韻書與舊讀的歷史傳承，是受過教養的漢語（educated Chinese），故此應是匯通士大夫的口語來制定，而不是以一地的語音為準。以英國 為例，標準英文也是英皇的、受過教養的英語（educated English），而不是首都倫敦 的土語（Cockney English）。
恢復漢音，反清復明，當務之急，是保護方言，鞏固漢音庫存，然後在公共空間放寬普通話的標準要求，容許各地方言的人將方言特色融入普通話，使得普通話的實際語音豐富起來。其後，是用一九一三年制定老國音的方法，由音韻學家制定具體方案，試行推動新的漢音。最後，廢止現行的普通話。情況猶如局部恢復正體字（繁體字），匯通使用之後，廢止簡體字。以五十年時間竟其大功，漢字漢音復正，中華文明光照天下。

硬盤壟斷了我們的記憶，互聯網壟斷了我們的連繫

信報 2011年2月23日

Nick Lee

現代社會資訊泛濫，眾所周知，但究竟有多泛濫呢？最近兩位學者廣徵博引，作了一些估算，這裏與大家分享。

1986 年，全球儲存的資訊若平均攤分，相等於每人擁有 539 MB，小於一隻 CD 的容量（730 MB）。1993 年升至每人四隻 CD，2000 年十二隻，2007 年六十一隻。收集 2007 年所有 CD，每隻 1.2 毫米厚，逐隻疊高，高度超過月球。

人均資訊儲存量每七年以三至五倍增長，現距 2007 年已有三載之久，假設趨勢持續，你我今日不難分得過百隻 CD。

兩位學者治學嚴謹，分析包羅萬有，不僅涵蓋大家熟悉的數碼載體（硬盤、CD、DVD、「手指」、記憶卡等），還不忘一眾舊式的「前數碼」科技，如報紙、書籍、電影菲林、相片、X 光片、黑膠唱片、卡式錄音帶、錄影帶等。

錄影帶風光一時

猜一猜，1986 年哪種媒介儲存的資訊總量最大？錄影帶、黑膠唱片、卡式錄音帶、相片、報紙？

答案　錄影帶，載着所有資訊的 58%，即全球超過一半的資訊都是「蘊藏」在錄影帶裏。黑膠唱片載着 14%，卡式帶 12%，相片 8%。報紙不提也罷，只有 0.23%，書籍更少。論資訊量，印刷術鬥不過電子媒介（要分清「電子」和「數碼」，錄影帶、錄音帶和唱片都是「電子」，卻並非「數碼」。今時今日差不多所有「電子」產品都是「數碼」，故很易混淆）。

九十年代，CD 取代黑膠唱片和錄音帶，個人電腦亦逐漸普及，錄影帶暫時未有替代品。2000 年左右，互聯網興起，看來數碼科技執牛耳之日不遠。再猜一猜，2000 年哪種媒介儲存的資訊總量最大？硬盤、CD、錄影帶？

答案　錄影帶，是驚人的 71%。CD 佔 10%，硬盤才 6.1%，所有數碼載體佔全球資訊儲存量只 25%。

近五六年，數碼錄像和 DVD 興起，傳統錄影帶的地位遲早動搖，問題是動搖得有多快，像突尼斯和埃及的急轉直下，還是如北韓和古巴遲遲「死唔去」？又猜一猜，2007 年哪種媒介儲存的資訊總量最大？硬盤、CD、DVD、錄影帶？

答案　硬盤，52%，相對於七年前升幅驚人。DVD 這後起之秀佔 21%，CD 降至 6.4%，錄影帶呢？只有 6%，不及七年前的十分一，慘不忍睹。不能逃避一個結論，數碼錄像的最大受害者是傳統錄影帶，最大得益者是硬盤，兩者命運逆轉既急且快，可能是科技史上最「壯觀」的。

單向vs雙向

現在看看傳訊科技。研究把傳訊分為兩種：單向的廣播（broadcasting）和雙向的通訊（telecommunication）。1986 至 2007 年間，廣播的資訊量上升了四倍，這卻未必代表消費者收聽或收看的資訊多了四倍，事實上，我們看電視或聽收音機的時間多年來變化不大，約為每天兩小時四十五分鐘。數碼廣播剛剛興起，2007 年只佔所有廣播資訊量的四分一。換句話說，傳統的非數碼廣播依然主導。廣播科技牽涉巨大投資和法例監管，汰舊換新理應較慢，新舊交替的「場面」肯定沒有錄影帶一落千丈的震撼。

雙向通訊方面，猜一猜，1986 年郵遞資訊佔通訊總量多少？當時唯一對手差不多只有固網電話（流動電話未成氣候），說話比手寫無疑方便快捷得多，長途電話卻十分昂貴，郵遞佔當時的通訊份額多少？1%？多啲？少啲？

答案　0.34%，其餘是固網電話的天下。流動電話和互聯網雖已誕生，但資訊量未及郵遞，不說也罷。

轉眼二十多年，2007 年流動電話和互聯網已經成熟，搶去多少固網電話的天下？固網電話、流動電話、互聯網在通訊世界是不是鼎足三立？

答案　不是，互聯網負責 96% 的通訊流量，流動電話 2%，固網電話 1.5%，郵遞 0.0016%（由於進位，加起來不足一百）。互聯網與固網電話的對調，跟硬盤和錄影帶的情況不一樣。數碼錄像興起，錄影帶被淘汰掉，硬盤取而代之成為儲存影像的主要媒介，今日想找一輯錄影帶，難矣；互聯網興起，並沒有（還未）取代固網電話，後者的通訊份額急降，歸因於前者的用量以幾何級數上升，套進日常生活，固網電話仍然是生活一部分，卻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互聯網不僅是生活一部分，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固網電話未被取代

流動電話通訊量雖然超越固網電話，暫時未見能夠完全取代，固網電話的通話質素始終較穩定，辦公室亦不見得會放棄固網電話。另外值得一提的趨勢是流動電話的數據通訊量在 2007 年已經超越其話音通訊，這可說是智能手機興起的又一提示，手機不再是單純的通話工具，更似一部隨身攜帶的私人電腦。

最後看看全球電腦的運算能力，這裏「電腦」的定義包括個人電腦、伺服器、枱頭計算機、手機、我家中那部 Wii 和你手中那部 PSP。

回想 1986 年，當時很多銀行已經採用舊式主機（mainframe）作伺服器，個人電腦剛剛興起，數學會考也容許每位考生攜帶一部計算機。猜一猜，1986 年哪種電腦作了最多運算？伺服器、個人電腦、計算機？

答案　計算機，41%。個人電腦 33%，伺服器 17%。古語云「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全港中學生的計算機加起來，可能勝過滙豐銀行的主機呢！

計算機雖然普及，礙於其用途單純，運算力遲早給其他較多用途的電子產品趕過。2007 年，每人帶備一至兩部手機，街上經常見人捧着 PSP 玩個不停，多數家庭擁有至少一部電腦，再加個什麼 Xbox、Wii 或 PS3，那些遊戲機不是「省油的燈」，內裏動輒藏着不知多少個處理器，運算力不容忽視。2007 年哪種電腦作了最多運算？個人電腦、手機、遊戲機？

答案　個人電腦，66%。遊戲機 25%，手機 6%。現距 2007 年短短三年，iPhone 和一眾智能手機的普及程度遠超原來想像，我相信手機的運算份額接近甚至略破一成並不出奇，其他運算器怎樣分布，我沒有水晶球，你的估計與我的估計差不多。

不經不覺，替大家重溫了過去二十多年資訊科技的變遷。現在回望，真的很難想像二十多年前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的世界，是個怎麼的模樣。那些沒有硬盤作記憶、沒有互聯網作連繫的日子，我已忘記了怎樣過的。

透視你性格的遊戲

2011年2月2日

麗都美識

陳頌紅

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心理學副教授Sam Gosling的著作Snoop: What Your Stuff Says About You中，他提到紐約州立大學心理學家Arthur Aron「我想了解你」的「分享遊戲」：陌生男女受試者循序漸進地回答三十六條問題，一小時後，這些男女已揭露自己性格。

以下是其中一些問題：

如果你可以任意選擇，在這個世上，你最渴望跟誰一起共晉晚餐？我會選擇拉登。本來我想說奧巴馬，但我覺得要見奧巴馬，一定比要見拉登容易。說不定奧巴馬落任後還會來香港吃蛋撻。

在打電話給別人之前，你有否曾經預先綵排一次？為什麼？有，我這種天生神經緊張的人，當然有。即便打電話叫外賣，我都會在腦裏面演說一遍，惟恐自己臨場失準，把簡單如「頭抽煎豬排飯多豉油碎上炒底少蛋加葱走蒜」都交代得不清楚。

於你來說，怎樣的一天才稱得上「最完美一天」？讓我想想，嗯。可以盡情地吃喝，無論吸取了多少反式脂肪和壞膽固醇，二十四小時後都可以全部排出體外。那麼，跟我勞燕分飛的鵝肝、臘腸和薯片，將可與我上演牛郎織女的難得團圓。

如果你有九十歲壽命，在你人生中最後六十年，你想一直保持三十歲時的身體抑或是三十歲時的思想？這顯然是「心老人不老」還是「人老心不老」的抉擇。不過我當然是挑「心老人不老」。

如果你可以改變你成長過程中任何一些經歷，你會選擇什麼？我本來想說「不要被媽媽用藤條抽打」，但是換個角度看，沒有被媽媽打，我可就少了很多寫稿題材。

如果明早醒來，你就可以得到一種技術或者專業，你希望是什麼？我想擁有「撻」一下手指就能催眠任何生物的能力。到時候，我不會再怕蜥蜴、老鼠和恐怖分子。

心理學家發現，這些問題比「你的理想是什麼」、「你以前做過些什麼」更能促進了解，而且不會令人覺得氣氛有若開會般凝重。不妨在拜年時跟朋友玩玩。

粵語的入聲

陳雲是眾多捍衛粵語的義士之一，他的一篇文章解釋粵語的入聲為何重要，言之成理，特轉載如下。

漢語各方言可從其聲調的類別和入聲之存亡，推斷其保留漢音之多寡。北方官話及絕大多數官話系統的次級方言都無入聲，語言學家認定北方官話形成於宋元之後，在明清之際，滿洲入關之後，官話丟失了入聲。

閩語有−p，−t，−k的入聲和模糊入聲，模糊入聲是後出的，說明閩語保存古音，也吸納晉朝的新音。粵語只有−p，−t，−k的入聲，沒有模糊入聲，卻保留有極少見的「長入」「短入」之分，說明粵語保存上古和中古的漢音，側重於中古漢音。（長入聲後來在北方話系統變成去聲）客家話和贛語保留−p，−t，−k的入聲韻尾，吳語和湘語都只有混合入聲。

由於北方官話及後來的國語、普通話是雜交的胡化漢語，是洋浜涇的漢語，用來傳遞感情或念誦文章都頗乏味，缺了入聲和合口音（-m），語音只能抑揚而不能頓挫，令漢語變得文弱而單薄，鬼聲啾啾，沒了陽剛氣。例如用普通話讀岳飛壯懷激烈的《滿江紅》，語音傳遞的感情，竟如讀柳永淒楚悲切的《雨霖鈴》一般，都是平板粘滯，既不悲壯又不淒切，兩首詞都讀不出真味來。這是中國文學乃至中華文化的大災難！

廣東話的入聲，除了傳達高亢孤絕的感情之外，也可滑稽詼諧。諸位可以在互聯網搜尋鄭君綿和林艷的詼諧歌《煲燶粥》（一九六五），調寄英文情歌Sealed with a Kiss，原曲用kiss、miss、this的短促音押韻，即是入聲押韻，廣東話配詞的《煲燶粥》正是全曲用入聲押韻，而且都是詼諧惹笑。一男一女，互相詆毀對方煲燶粥、夠狠毒、又殘酷、割我心胸一忽肉、侮辱、鬼五馬六、個性孤獨、憎厭六畜、鬥累接觸、偎俗、做到我呆木。當年香港填詞的人，不止膽大妄為，將情歌變為冤家鬥氣歌，而且巧用入聲押韻，既合曲調，也令人嘻哈絕倒。

廣東人之機靈鬼馬，除了人傑地靈，也靠粵語的入聲。語音講得短促、準確而迅捷，令人口齒伶俐，頭腦精明。換了普通話，一講得快，便翹口嚼舌，聲音摺疊，搵鬼聽得明矣。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也簡化了北方語音，近年北方有人提倡改革普通話語音，引入古老方言，將普通話的語音略為復古，參考現時其他方言保存的明朝音韻，恢復尖團入聲字及合口音，締造一種高效而聲韻優美的中國交流語，「反清復明」，拯救中華文化，並非無因也。

黎廣德﹕: 延續殖民者心態的「土地觀」

這是黎廣德在明報發表的文章，其觀點其實已廣為人知 ── 大家都在問，新界這麼多荒地，為甚麼小學的教科書還說香港地少人多？只不過大眾未能準確掌握數據，未能像黎廣德一樣可以有系統地分析。現把黎廣德的文章剪存於下。

(明報)2010年12月2日 星期四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在上月12日發表了一篇「政綱式」演辭，闡述了他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其中有關土地開發的部分，觸及香港發展的核心問題，更與市民當前關心的樓價飈升、房屋供應短缺的矛盾息息相關，值得公眾討論。

梁振英點出了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太少，與我們在國際上名列前茅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相稱的矛盾，繼而帶出引導式的結論：「如果現有的土地不夠，到哪裏去尋找發展空間？填海是方式之一。到哪裏填？我們要堅決保護維港，但譬如維港西面的青洲如何？」

這段說話有一點令人摸不著頭腦：根據《保護海港條例》，青洲是維港範圍之內，這是政府多年前放棄青洲填海計劃的原因。誰要鼓吹青洲填海，便不可能成為「堅決保護維港」的勇士。但更值得探討的是這結論的前提：「現有的土地不夠」的假設，究竟孰真孰假？揭開這個假設的底蘊，是剖析本港深層次矛盾的關鍵。

3年前，政府發表了一份由眾多部門和專家學者、耗時7年才合力完成的研究報告：到了2030年，本港人口比今天預計增加140萬人，「城市化地區至今約佔全港土地面積的21%，鄉郊集居則再佔2%。基於未來的空間發展模式，到2030年我們只需多開發2%的土地。大部分林地、灌木地、草地及農地將不受策略性發展建議影響，亦可留有更大空間落實擴展郊野公園的建議」。報告更詳列了如何安置新增人口、減低市區密度、安排工商業用地的具體方法，而這一切都是在維港停止填海的前提佈局下進行〔註一〕。

政府的專業部門早已徹底否定了「現有的土地不夠」的假設，身處行政會議的梁振英和早前表示「搵地艱難」的特首曾蔭權 ，理應知之甚詳。那麼，為何兜兜轉轉，念念不忘維港填海的「土地觀」又再出籠？

回歸前，英國殖民政府採取以維港填海為核心的土地開發策略，主要基於兩項地緣政治的考慮：一、維港兩岸才是「自己」割讓得來的土地，九龍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區只是防範北方來客的緩衝區；二、維港填海所得是「處女地」，任由處置，毋須陷入在新界收地時的利益轇轕。這種夾雜了「防範意識」和「信手拈來」心態的土地觀，百多年來一直主導了殖民政府的土地管治思維。

梁振英在演辭中強調：「我們要確立社會的共同願景，就要對全社會有認真、全面和客觀的認識。」這固然是無可非議的目標，但在後殖民的今天，任何人對香港土地問題的「全面和客觀的認識」，不能逃避三座「老大難」的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過時的丁屋政策，這個原意用來維繫傳統村落族群的德政，已被濫用為牟取私利、入侵鄉郊的工具。丁屋用地佔去現時約2000公頃的鄉郊集居地的相當部分，兼且隨著城規會今年開始「寬大處理」，正在向綠化帶膨漲。

第二座大山是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brownfield sites）：佔地655公頃，獲城規會臨時許可的露天貨櫃場、危險品存放場或拖架停放場，再加上125公頃的違規貨櫃場和非法堆填區，已使新界不少地區淪落為第三世界一般的廢料場〔註二〕。持有這些地段的原居民，都是「開發至上」的信徒。

這兩座大山的共同特徵就是土地利用的效率奇低。接近3000公頃的土地，究竟創造了多少經濟價值？身為測量師的梁振英，應該比誰都心裏有數。善用這些土地，既可改善新界景觀，又可紓緩開發農地、濕地和郊野公園的壓力，與自然保育的目標相輔相成。那為何曾特首和梁先生均忽略如此顯而易見的出路？答案卻在於第三座大山。

根據公開披露的資料，五大地產商——恒基、新鴻基、新世界、信和及長實，合共持有的土地，包括計劃中、發展中及待發展的總面積，總計有1279公頃，超過政府目前持有的土地儲備320公頃的3倍有多〔註三〕。如按「有土便有財」的說法，用「富可敵港」來形容大地產商的現况，恐怕只有低估而並無誇大。

眾多地產商多年囤積得來的「圈地」，便是第三座大山，包括南生圍、下白泥、深涌、塱原和大浪西灣等遍佈新界的農地和魚塘。若果政府著意發展棕土地帶，不少原居民會倒履歡迎，但地產商持有而尚未被破壞成棕土的圈地，開發價值將會直線下降。反之，若果政府為了遷就地產商圈地的範圍而發展新市鎮（例如在粉嶺北新發展區建議採用公私合營模式，開發地產商已收購但未被破壞的高質農地），目前效率低劣的用地方式，便永遠沒有理順的一天。政府貪圖政治方便、怯於原居民利益和地產商特權，結果是新界規劃停滯不前，公眾利益成為犧牲品。

誠然，殖民時代的地緣政治已經去如黃鶴，但這三座大山的挑戰，是否令梁先生有意繼承殖民者「信手拈來」的心態，延續昔日的土地觀——維港填海還是最乾手淨腳的出路？

可惜，這種土地觀不但危害維港的未來，更已造成「重南輕北」的地區失衡：維港兩岸市區超越發展極限，交通擠塞成為空氣汚染每况愈下的罪 禍首；新界北卻欠缺發展就業的機會，令低收入階層難以向上流動。誰忽略了這項「南北差距」，就難以聲稱「全面和客觀的認識」貧窮問題。

更甚者，這種土地開發的思維與正在冒升的新價值，矛盾日趨激烈。早前有80後青年搬入馬屎埔村進行有機耕種，開展「新生活運動」，繼而發起反對開發南生圍濕地的運動。較早前，除了「我愛維港日」的參與人數按年遞增外，千人「誓保菜園村」的聲勢不減。若果執政者漠視這種價值衝突，只把新界土地視為經濟開發的原材料，將人文價值的空間榨得一乾二淨，又豈能稱為「社會的共同願景」？

試想想，政府領袖若果决心理順丁屋地和棕土的城鄉規劃，把過千公頃土地的發展願景與民共議，那麼政府與地產商博弈的遊戲規則必然徹底改寫，房屋供應的多寡不會任由地產商主導，提升人均居住面積不僅是售樓書推銷的夢想，青年一代多元發展的空間大增，20年後的香港面貌必定煥然一新。

過去殖民政府受制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發展願景欠奉。董建華和曾蔭權不敢移除三座大山，莫非下一屆政府要以維港填海掩蓋規劃失誤，令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

〔註一〕 政府規劃署2007年發表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第11.7段。報告預期本港人口從2003年至2030年增加160萬，相等於從2010年至2030年增加140萬。

〔註二〕《文滙報》2009年2月9日報道，655公頃為2009年統計數字，125公頃為2006年統計數字。

〔註三〕香港《經濟日報》2010年7月5日報道。

《和合本修訂版》

以下文章轉載自信報，是一篇寫得很好的訪問稿。

2010年9月16日

城市專題

楊天帥

耶穌是神的「獨生子」　還是「獨一的兒子」？

歷時二十七年的中文《聖經》修訂工作終於今年完成，《和合本修訂版》（下稱《和修本》）將於本月27日正式推出。

《聖經》翻譯對信徒理解經文內容至為關鍵。新版發表，公眾（不限於基督教徒）迴響不絕於耳。稱讚其內容變得更易讀、更準確者固然不少，然批評之聲亦非沒有。

有人認為，經文既定，如何能改？亦有人說，金句變拗口了，反倒難背。修訂本內容會否有變？會否影響教義解讀？詩歌歌詞要重作嗎？金句卡要重印嗎？人人是否要買一部新《聖經》？版本不一，信徒聚會讀經，會否讀得一團糟？

其實，修訂原因何在？

不知讀者諸君是否熟悉《聖經》，知道何謂《和合本》。

簡單而言，「和合」即「和衷合作」之意，《和合本》為各華人聖經公會合作之成果而得名。自1919年推出以來，《和合本》為絕大部分華人基督徒採用。

初版和合本難讀

最早期的和合本，閱讀難度絕不亞於四大名著。首先，其用字古老，時間仍以天干地支表示；其次，它幾乎毫無格式可言，詩詞句子之間不分段落；而且，標點仍襲晚清至民初方法，只用頓號與句號。

參與《和修本》修訂工作的蔡錦圖博士說，早於六十年代，華人社會中始有修訂《和合本》的聲音。然而，當時各教會未能就修訂細節達成共識。要到1983年，修訂計劃才得以正式開展。

1988年，部分字眼、段落及標點經修改過的《新標點和合本》推出，公眾普遍接受。2006年，新約部分修訂完成，反應有好有壞。直至今年，新舊約修訂終於大功告成。

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梁林天慧博士表示，《和修本》的推出並非為討信徒歡喜，也不是「為修而修」，而是確實「不可不修」。

反映考古新發現

與兩位博士傾談過後，我才發現，讀《聖經》會渴睡，原來是人之常情。部分經文，細讀百遍仍大惑不解，亦與中文水平無關。好似前述的天干地支，今日的華人又有誰可解？

「1919年《和合本》推出時，正值白話文運動期間，現代中文語法尚未定形。今日的現代漢語其實要到七八十年代才開始成熟，所以《和合本》的中文便與現在通用的有頗大差異。」

以梁博士為例，她坦言自己兒時讀《聖經》，「因用字太深了，其實不很明白，讀得好『痛苦』。」「我十二歲離開香港，去加拿大，中文水平大約只有中一程度。假如我不夠乖，或許我早已悶得把《聖經》丟在一旁，連信主的機會都失去了。」

《和合本》雖為現今最流行的中文《聖經》譯本，但原來它的翻譯過程並非由中國人主導。

「《聖經》舊約本由希伯來文撰寫，新約則是希臘文。翻譯《和合本》時，並未有很熟悉原文的中國學者，故要由美國、英國及蘇格蘭三地的聖經公會先讓教士學習中文，學成後再翻譯《聖經》。」梁博士道。

「這些教士既不是以中文為母語，中文水平難免不高。儘管他們有找中國的有識之士幫忙，但主導權仍在外國教士手上。所以，部分信徒也就希望藉是次修訂機會，做一本完全屬於中國人的《聖經》。」

相信不論讀者諸君是否基督徒，也應聽說過《死海古卷》一事。

1947年，有牧童為引出走進洞穴的羊，向洞穴投摘石頭，不料卻打破洞內瓦罐，發現古經文。其後考古學家陸續在其他洞穴發掘出約四萬書卷或殘篇。因這些洞穴位於死海附近，書卷便稱為《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及其他考古學發現，使《聖經》翻譯突飛猛進。經文中不少數據、用語經考證後修改得更準確，甚至部分失傳經文亦得以重現。如詩篇145章13節，舊版只有二句，但本來應有四句，這都在《和修本》改正過來了。」蔡博士道。

為求真改動金句

梁博士表示，這百年來英文《聖經》已有多個修訂譯本，而中文卻要到今日才有《和修本》，原因一來在「各華人教會尊重《聖經》，不敢擅改」，二來「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眾多，難求一致修訂意見。

「既然《和合本》是華人通用的《聖經》，《和修本》亦應同樣，為世上所有中文使用者接受。」她說。「然而世界各地的華人文化愈來愈多元化，有美籍中國人、加拿大籍中國人、中國本土的中國人……要令他們『和衷合作』，也不是簡單。」

「不過到了1983年，大家都意識到《和合本》已沿用六十多年，已到不可不更新的地步了。這樣，大家才同意展開修訂工作。」

以單字及標點計算，《和修本》的新約與舊約改動比例分別有15%及20%，算多或少見人見智。蔡博士說，修改處主要是「標點位置、斷句方式，以及刪減多餘的『的的了了』」，大改動不多。

然而，不少信徒，特別是較年長的，對新版《聖經》仍有微言。「有些人很緊張，擔心《聖經》會變得面目全非，跟下一代講經文，連哪一章哪一段都搞不清。」梁博士說。「他們總愛問，聖經公會還會印刷《和合本》嗎？」

亦有基督徒抱怨經文既已背熟，一旦修改，會對他們造成諸多不便。如著名的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獨生子」在《和修本》中便給改成「獨一的兒子」。

基督徒對這類「金句」的改動最為敏感。不少人質疑「獨生子」既與「獨一的兒子」分別不大，全無修改必要。亦有人揶揄說：「耶穌不再是神的『獨生子』了？」

蔡錦圖表示，「我們在定稿前，已列出改動的金句，請教會牧師審閱，提供意見。可避免修改的，我們都已避免了。

「然而，原文寫的確實是『獨一的兒子』無疑，不是only begotten Son 而是only Son。兩者有明顯區別，我們有必要反映出來，否則會與其他語言的《聖經》有分別。」

至於經文改動後，詩歌歌詞是否亦要跟隨？梁博士則稱這由個別教會自行決定。「我個人就認為詩歌既已上口，不如繼續保留，只是《聖經》必須以貼近原文為大原則，不改我們就落伍了。

「其實《和修本》的主要對象不是那些讀經多年的教徒，而是我們的下一代、以及未讀《聖經》的人。當然，我們也希望老教徒喜歡《和修本》，但也絕不反對他們繼續讀《和合本》呀！我們亦會繼續印刷《和合本》，只是數量會減少罷了。」

《和修本》有超過二千個注釋，數目比《和合本》高出數倍。

「我們基督徒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讀到貼近原文的《聖經》，讀者便可得到啟示。是以我們重視原文，翻譯時絕不加入自己的心意。就算發現矛盾之處，如兩段經文內容有出入，我們亦只會加插注釋，讓讀者自行理解。」

Nike廣告來自《聖經》？

梁博士說，很多信徒讀《聖經》的方法是錯的。

「有些人好迷信，會話：『呀，揭開本《聖經》，睇下今日神同我講乜先』。大錯特錯。」

「《聖經》不是預言書，讀經不是問米，我們讀《聖經》要連同它的背景一起讀。它的歷史、寫作宗旨、作者是誰、對象是誰……這些都很重要。」她說。「所以我們在《和修本》中每卷前加入序言，令讀者不致斷章取義。

「如腓立比書4章13節：『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多信徒就憑這句話，說自己做什麼都行，甚至有人竟說Nike廣告那句『Impossible is nothing』也來自《聖經》。

「其實有位基督徒說，讀過上文下理，便會知道這一節的意思是在上帝的力量中，窮亦富足。凡事都能作，實指身處什麼環境都能平安，而不是說人信上帝就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坦白講，個人認為要把「凡事都能作」解讀成「凡事都滿足」，倒是有點困難。既惹人誤會，何必乾脆改譯成「凡事都滿足」？

「因為原文便是如此！」梁博士道。「而且，不管如何翻譯，斷章取義看《聖經》也一定會誤解經文。所以，教育正確的讀經方法才是最重要。

「只是，這絕不容易！人總有軟弱的時候。一旦軟弱，連我也會讀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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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free lunch. If you need good features with popular versions (e.g. NIV and NASB), references and hyperlinks, a good search engine and a tool to write your own study notes, you must pay about the same price as a printed version for each e-versio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free app is the one by LiveChurch.tv, but its functions are limited as compared with Olive Tree or Mantis. Each of the others has its own strength, but nowhere can they compare with the two big brothers. In comparison, The Bible Scholar is not expensive, although the reference books are a bit dated, and many of them are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on the internet.

法律外判激增，對誰有害？

信報今天報導，法律外判激增，歐美各國的律師湧入印度；我不知道下一站是否中國。

法律外判可以減低成本，對客戶有益，但對印度的律師培訓和整個法律行業的發展，卻有極壞的影響，因為這些大量而簡單的法律事務，根本不能鍛鍊新出道的律師。回想以往，要不是我在年紀輕輕時已嘗過兩晚通宵處理全香港當時金額最大的上市公司清盤案、全香港金額最大的物業專業彌償案、和一宗成功推翻下級法院判決的終審庭案件，我現在如何有信心領導我的團隊工作呢？我擔心法律外判會影響印度年輕律師出頭的機會，簡接阻礙印度本土法律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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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10年8月9日

印度承包的離岸外判業務有新發展。最新調查顯示，由於歐美受到金融危機的打擊，律師事務所在巨大財務壓力下，必須降低成本及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將工作外判到成本較低的離岸公司。在此情況下，印度乘勢而上，法律外判公司及營業額均告大幅增長。而歐美不少律師亦不再視到印度工作為畏途，爭相到該國求職，謀求事業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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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法律程序外判（Legal Processing Outsourcing，LPO）的發展出現飛躍，可說完全是拜金融危機所賜。以往歐美經濟興旺期間，大企業在處理業務交易、併購或訟訴等法律事務時，給法律事務所一擲千金可以臉不改容。但受到金融危機打擊後，這些企業為法律事務支付的金額不再沒有上限。為此，法律事務所亦必須設法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以適應新的經濟環境。

在此情況下，將工作外判到印度，成為歐美法律事務所的首選，因為當地工資低廉，收費只及西方事務所的十分一至三分一，同時又擁有大批年輕及英語流利的律師。據印度行業顧問公司Valuenotes最近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該國承包外判法律服務的公司數目，從2005年的40間，迅速增加至去年的140間，營業額則從2006年的1.46億美元，預計增長至今年的4.4億美元，並在2014年進一步飆升至11億美元。英國雜誌《經濟學人》（Economist）表示，印度法律外判業的強勁增長，顯然受到經濟衰退帶來的法務成本控制壓力的驅動。

分析指出，西方律師事務所將工作外判到印度，確有實際需要。他們在本土接受客戶委托，將工作分割為多項任務，然後將一些繁雜耗時的法律事務外判給印度的離岸律師處理，身處歐美的律師只需對工作流程進行監督和審查。外判的內容包括開庭前的法律調查、撰寫法律摘要、證據核實、審查合約、案例分析等。這些都是較為初級的支援性和協助性的業務，而印度外判公司聘請的律師，大多是具有在歐美國家留學經驗的回流律師，對批出任務國家的法律制度有充份掌握，又能熟練地用英語工作，因此完全可以承包有關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時差的關係，西方律師事務所可以不分晝夜地進行工作，例如事務所接到一份緊急任務，在開庭前要對案件材料進行審查核實，或為商業談判準備預選合約方案，歐美的事務所在完成白天的工作後，可以將剩餘的任務外判給在印度的離岸律師，此時印度正好是白天。歐美的律師可以安心地休息，待翌日醒來時，印度的律師已將他們所起草的文件或審查妥當的合約傳送回歐美，讓後者可以避免加班工作，但同時又能及時完成任務，而且成本不單沒有增加，甚至可能減少。

西方公司為節省成本而將業務外判，已非新鮮事物。但一直以來，外判的業務主要是低技術及低附加值的工作。隨着印度等新興國家經濟發展漸上軌道，業務外判開始出現向高技術和高附加值工作轉移的趨勢。不單如此，就連西方國家的專業人士亦被迫順應潮流，有愈來愈多人移居到這些新興國家，尋找管理層或顧問等工作職位。

《紐約時報》上周報道表示，西方律師遷移到承包外判工作國家的情況雖然未成熱潮，但隨着傳統法律事務所外判的工作愈來愈多，有關情況亦勢將出現改變，因為在外判公司擔任最高管理層工作的薪酬，完全抵得上在美國主要都會區中型律師事務所的待遇，但在印度的生活費卻遠較美國為低。為此，一名在印度法律務外判公司Pangea3擔任總裁的美國律師麥波林（Greg McPolin）表示，他們收到來自美國律師的求職申請，已多至不知如何應付。

歐美律師近期改變觀感，願意放棄留在本國，移居到新興國家就業，主要原因是認為可以掌握機會管理人員，以及建立自己的事業。

分析指出，在美國縱使是從事最基層的法律事務律師，亦要為其教育及學位繳付至少10萬美元的學費，再加上三年的實習，以及數以千計美元的律師資格考試和輔導課程費用。由於在成長過程作出了巨大的投資，因此許多畢業生都不願意到新興國家工作。

不過，隨着歐美國家受到金融危機衝擊，許多律師事務所被迫收縮規模及削減員工，律師職位亦逐漸在市場上消失，剛畢業的律師若堅拒外流，將來有可能後悔莫及，因為待經濟好轉後，大多數法律工作已外判到印度等新興國家，令他們始終無法脫離失業大軍。與其到時追悔，不少歐美律師開始及早到新興市場發展，並且可藉機一展抱負，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

自2006年起移居印度的美藉律師惠勒（Christopher Wheeler）表示，從許多方面觀察，他在印度的工作較在美國的有更高回報。他在美國時，是紐約州的助理檢察官，主要工作是到紐約市的法庭內爭辯。但到了印度之後，卻負責管理一隊為數一百一十人的印度法律團隊。他表示，若是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地庫內與十五名僱員工作，這當然不會令他感到興趣。但現在要他建立一個擁有五百名僱員的辦公室，那真是一項令人興奮的挑戰。

歐美社會對於將法律工作外判到印度等新興國家，目前仍然存在極大爭議，但一些已經移居到外判公司所在國家的西方人士，卻感到義無反顧。

外判法律工作到新興國家所引起的其中一項最大爭議，是此舉可能影響歐美年輕律師的成長，因為他們將失去在簡單法律事務中鍛鍊的機會。不過，支持外判的人士卻認為，簡單的法律事務不能鍛鍊新出道的律師。印度著名法律外判公司CPA Global的美藉總監庫珀（Leah Cooper）說，她作為年輕律師在資料庫翻查資料時，就沒有學到任何知識，並因此認為，歐美國家應重新思考訓練律師的方法。

庫珀曾是力拓（Rio Tinto）的法律總監，於今年初辭職轉投CPA。她在去年將力拓法律事務部的大部分法律流程工作都外判到印度，並因這個大膽創新的舉動在西方法律界聲名大噪。她一直大力推崇將文件審查等初級法律工作外判，因為離岸外判公司確能提供非常良好的服務。她表示，外判是法律服務的未來出路。

另一美國律師亦表示，律師的90%工作是法律研究和起草法律文書，這些工作都可以離岸外判到印度。他指出，在美國僱用一名律師是非常重大的決策，但在印度卻可以一口氣僱用十名律師，並即時對他們進行培訓。

不過，亦有一些富經驗的美國律師認為，培訓印度人員面臨一定挑戰。一名業內人士表示，印度員工書寫的是華麗的英式英語，但這並不適合法庭需要，他們必須從美國本土請來一名持牌律師，專責對印度員工進行合約起草、審查和研究方面的培訓，教導他們書寫乾脆利落的短句，並形容這有如一個放棄過去知識和重新再學習的過程。

翻譯的困難 -- What is nuance?

以下一段文字摘自2010年8月7日的信報：

英文之中有一個無法翻譯成中文的概念叫「nuance」，指的往往是一種內心最曖昧、最模糊和最微細的感受，一種感情的跌宕和起伏，稍縱即逝但又刻骨銘心。在近代英語作家之中，大概沒有人比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更懂得怎樣把抽象、幽冥、主觀的「nuance」，提煉成具體、含蓄、緊湊的表現。超凡入聖，羽化成仙。

隨便舉個例子，漸入中年，百感交集，本屬陳腔濫調，但費滋傑羅大筆一揮，就將「歲月不饒人」的主題由流水帶到行雲，將早年的輕愁發為中年的沉鬱，看似超脫，其實十分沉痛，但又有一種痛定後的寧靜：「Thirty - the promise of a decade of loneliness, a thinning list of single men to know, a thinning briefcase of enthusiasm, thinning hair. But there was Jordan beside me, who, unlike Daisy, was too wise ever to carry well-forgotten dreams from age to age. As we passed over the dark bridge her wan face fell lazily against my coat's shoulder and the formidable stroke of thirty died away with the reassuring pressure of her hand. So we drove on toward death through the cooling twilight.」

再將原文比較宋淇（林以亮）盛讚的喬志高的譯本：「人生有幾個三十歲——眼前保不住再來十年孤寂的生活，單身的朋友一個個凋零，值得興奮的事漸漸減少，自己的頭髮也一根一根的稀疏。可是坐在我身邊的還有喬登，一個少年老成的女孩，不像黛西那樣傻，把早已忘懷的夢年復一年揪住不放。我們車子駛過烏黑的鐵橋時，她那張蒼白的小臉懶懶地依在我的肩頭上。她緊緊握住我的手，三十大壽的這一天也就在這一層溫暖的安慰中度過了。」

原文連用三個「thinning」令譯者舉手投降，「a thinning briefcase of enthusiasm」蘊含對上班生涯的批判，也非「值得興奮的事漸漸減少」所能表達。譯文用「三十大壽的這一天也就在這一層溫暖的安慰中度過了」作結，更歪曲了原文「邁向死亡」的本意。

How and What and Why Do Writers Write?

今年書展，上海灘及中國會創辦人鄧永鏘爵士請來三位英國的文壇大師以「How and What and Why Do Writers Write」為題，舉辦並主持了兩場公開論壇。三位作家包括：Frederick Forsyth（下稱FF），1970年出版的The Day of the Jackal更獲得艾倫坡獎中的最佳小說獎；Stephen Fry（下稱SF）是知名喜劇演員、小說家及電視節目主持；Andrew Roberts（下稱AR）則是著名歷史學家兼作家，擅長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寫作題材。

以下節錄自《信報》的其中一題問題的對話：

問：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最愛的三部讀物嗎？

FF：Alan Paton的Cry, the Beloved Country，講述南非一些聞所未聞的新奇事，開闊了我孩提時代的世界；T.E. Lawrence的Seven Pillars of Wisdom；最後我會選林肯1863年的演講文The Gettysburg Address，雖然只有三分十八秒，但字字珠璣。

AR：我最愛的兩本書剛巧同名，Edward Gibbon的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和Evelyn Waugh的小說Decline and Fall，另外是P. G. Wodehouse的The Code of Woosters。

SF：我也選了The Code of Woosters，它深深地影響着我的童年，那時候我從沒想過以後竟有機會在台上飾演Jeeves。大部分人看了都要笑的，我卻覺得這小說分外憂傷，它像夢一樣美麗。還有Alain Fournier的Le Grand Meaulnes；我也喜歡James Joyce的Ulysses，愛它行文流麗，是英文譯本無所比擬的。

鄧爵士：我初到英國讀書時也買過，見它最後一章全無標點還以為是錯體。我個人首推F. Scott Fitzgerald的The Great Gatsby，是部無可匹敵的巨著；E.M. Forster的Howards End包羅萬象，Nabokov的Laughter in the Dark 也是我的心頭好。

Sunny-day friends and Rainy-day friends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Lamont's blog - Uphill Idealis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riends in the world: Sunny day friends and rainy day friends.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that we define as friends, but they are really acquaintances.

Two men were out hunting. Suddenly one yelled and the other looked up to see a grizzly charging them. The first started to frantically put on his tennis shoes and his friend anxiously asked,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you know you can’t outrun a grizzly bear?” “I don’t have to outrun a grizzly. I just have to outrun you!”

This story is funny, but it does help define the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a rainy day friend and a sunny day friend. The sunny-day-friend is more concerned with watching out for their own health and wellness, than their friends’ well-being.

On the other hand, a rainy day friend is willing to take risks,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and sacrificially care for the needs of another person.

Rainy day friends are the ones who listen to us when life is difficult, and remain faithful in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urns their back to us. The scriptures give us some excellent examples of sincere friendship, but God’s desire to connect with humanity is beautifully expressed by the account of Abraham and God in Genesis 18 and Jesus and humanity in John 15. In Genesis 18, you will find a picture of God (in the form of the complete trinity), coming to have a meal and spend time with Abraham. Abraham has been called God’s friend.

James 2:23 23 and the scripture was fulfilled which says, “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reckon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and he was called the friend of God. Abraham’s relationship with God mirrors God’s desire to be in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ll of his children. This relationship was not only available to Abraham, but it is available to all of us today. Is God your friend like Abraham experienced?

In John 15, we find that God’s intention all along was to be our very best rainy day friend. Jesus not only speaks of the value of sincere friendship, but also exemplifies it by the risk, challenge and sacrifice of his actions. God allowed Jesus to sacrifice himself for humanity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friends of God. God is purposefully reaching out to us in his actions and words.

God introduced himself to Abraham in Genesis over a meal and conversation, Jesus created a roadway to God by his ministry and ultimate sacrifice described in the gospels and the Holy Spirit continually supports, promotes and provides the basis necessary to build relationship with God. (Ephesians 2:17-19)

Sometimes we encounter obstacles in friendships. How about Abraham and God? What even could have become a blockade for Jesus in his befriending of humanity? Thankfully, Jesus did not allow the potential barriers to keep Him from pursuing and committing Himself to people in sincere friendship. The question is: ‘are we living in relationship – true friendship with God – or are we allowing barriers to get in the way?

Reflect today on the condition of your relationships. We can choose to bring the barriers out into the light of God’s perspective or we can choose to remain by ourselves. Sincere friendship is precious, rare and risky. Friendship requires: Agreement, loyalty, dependability, support, and sacrifice.

God follows through and is the most sincere friend a person could ever have. Will you be God’s friend? Will you be a friend to the friendless?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 gift of relationship with God as well 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at with the world around us. God is and always be our best rainy day friend.

God does more than talk about sincere friendship. God is the sincere friend. God was willing to seek after and meet with Abraham and through Jesus’ work on the cross – God still seeks to be friends with us. Sunny days are beautiful, but real friendship is tested in the storms of life.

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現代法律為何出現在西方？

信報林行止在2010年6月29日寫書評，看來《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是必看的好書。如果陳方正教授已在書中對此問題提供了一個全面的分析，則在我心中下一個問題，必定是：現代法律為何出現在西方？

節錄林行止的書評如下：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去年中出版，作者陳方正教授是物理學博士，卻長期致力於文史工作，成就卓著，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曾與劉殿爵（1921-2010）、何志華等教授合力編撰了一系列不下於四五十部中國古籍的逐字索引，又創辦學術雙月刊《二十一世紀》，予人以他是棄「理」從「文」的印象；看到《繼承與叛逆》的體大思精，然後意識從物理入門到科學思想發展的推衍論述，方正兄求真、求覺的辛勤治學，是一以貫之的文化人精誠，若以狹隘的文理分野來衡量，便未免「小器」甚至不合體統了。

現代科學為什麽沒在古時曾經科技發達的中國出現？這個因李約瑟提出而被稱為「李約瑟問題」的疑問，難倒不少學者且曾是不少著名經濟學者論及的命題，最早「題名」此問為「Needham Statement」的是英國經濟學名宿保丁（Kenneth E. Boulding, 1910-1993）；就是當時得令（現任世銀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於十多二十年前發表過一篇廣受引述的論文，題目便是不折不扣的：《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余英時教授在書序中說《繼承與叛逆》是一部「出色當行的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史」，那不是泛泛的客套話，而是出色史家的在行人語。書的內容嚴謹扎實、闡析分明，行文清簡扼要，使嚴肅的題材不覺艱澀，那是作者令人折服的另一方功力；三聯出版社出版、編校與插頁選圖俱極為用心，那是促成一本好書讀來恬暢的「起碼」卻並非易求的條件。

三十多年前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曾託友人到台灣「搶購」了約十一二冊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譯《中國科學科技史》），那是台灣盜版商翻印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主編共二十餘卷的其中一小部分，當時原書並未出全，事實是李約瑟於一九九五年去世時還未完全脫稿，大量工作是由編委小組在他死後分卷分冊付梓，至二○○四年才大功告成。筆者手上的「老翻」（翻版）亦只限於那十一二冊。那是綜覽中西科技交流和中國古代哲學流派的論述，理解不難，後來涉及數學天文的內容，筆者便如墮五里霧中，看不來也就提不起擁有全套作品的意興。

翻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開頭一二卷，別說未窺管豹，就是望其項背，也談不上，只能算是見識了一部皇皇巨制的磅礴「來」勢及其論述認真的慎徵博引。後來接觸談論「李約瑟問題」的文章，幾乎都是社會人文學界的評議，他們多是借此一問引申到中國人文文化的不同視角的探索；而方正兄力作所談的「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則是以「淵源有自」的觀點，帶出一部充實的西方科學史。對於同樣一「問」，慣看引申議論的縱橫捭闔，細讀《繼承與叛逆》便似拉韁勒馬、回望其來有自的歷史脈絡，細味知識累積與並非突如其來的發明與發見，情趣迥異。

《繼》書作者溯自古代文明傳統、循不同地域的文明起伏，追蹤科學發展的脈絡，指出以數學表達宇宙秩序的種籽源自愛琴海世界的自然哲學觀；輾轉至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的《原理》（《The Principia》 1687），則被形容為「現代科學革命的成果」（頁六○九）。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所牽動的龐大科學體系與舊時相比，雖然一脈相承，卻因歲月含英的千迴百轉（傳統的繼承），乖常悖異的咀華精煉而脫胎換骨。牛頓的「熔鑄之功」，高屋建瓴的視角（即其筆下讓他看得更遠的「巨人肩膀」），是結合先哲前賢的微積分學、新天文學與新動力學，集其大成而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大基礎！

引述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我們應當注意各種發明的力量、效果和影響，這就古人所未知的印刷、火藥和羅盤等三項而言，是再也顯著不過，因為這三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狀況」（頁六一五），突出《大滴定》的觀點：「從公元一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於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頁六二三）。《繼》書總結中國古代優勝的科技發明只是西方文明的「遠方厚禮」；而西學東漸，卻因中國本身文化根深，沒有適當和合催生的條件，當然無法產生大爆炸性的思想融合，所以中國實用科技的成就仍歸科技層次而生滅；繼往開來的普世科學「生命力」仍未具備足夠條件在中國結果開花。

中國與西方科學不同軌跡的探索，「李約瑟問題」順理消解，方正兄分絲析縷的論述，深入淺出；筆者看《繼承與叛逆》不屬輕鬆閱讀，但以付出的時間與進益相比，卻划算得令人雀躍。這是一部文化通識的上乘讀物，是提倡閱讀的讀書會、傳媒的閱讀節目和教育界須加注視並予推介的一本好書！

Hong Kong people among the world's unhappiest?

This is an article published on 14 July 2006.

Hong Kong people among the world's unhappiest

A tiny country formerly known as the New Hebrides topped the list of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 Now it is called Vanuatu, a place in the South Pacific, whose residents are Melanesians who settled there centuries ago.

The innovative global measure of progress, the Happy Planet Index,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and Friends of the Earth using three factors: life expectancy, human wellbeing and damage done via a country'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And despite its reputation of having one of the highest life expectancies in the world, Hong Kong is ranked 88th which clearly shows the level of stress and unhappiness that also outweighed its resistance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such as the seasonal visits of tropical storms and typhoons.

Vanuatu people who number around 209,000 is pretty much content with what they have. In a predominantly pastoral living, people are happy despite not having enough mineral resources or petroleum reserves that could bring dollars of development. In fact it is ranked 207th in terms of 233 countries in term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the way, I read hairdressers are the happiest people on the job.

Hong Kong may have goo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ts very low rate of graft and corruption and its children regularly top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xams worldwide, but these are not enough to keep people feel happy about living here.

Vanuatu is blessed with paradise-like beaches, unique rainforest and no income tax and even if the country is classified as poor, everyone has food to eat at every mealtime and do not worry if there are not enough tourists to fill its beaches and infuse a consumer-based tourism in the area.

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Notably rich countries like Denmark (112), Sweden (123), Finland (139) and Australia (154) are ranked on the lower half of the ladder. Canada couldn't crack the top 100 even if it's a dream destination to many immigrants.

Power cannot buy happiness. None of the G8 countries made it to the top 50 — with Italy ranked 66th, Germany 81st, Japan 95th, Canada 111th, the United Kingdom 108th, France 129th, the United States 150th and Russia 172nd.

The Philippines is a proud 17th despite Filipinos constantly whining about the inefficiency and corruption in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being hit by disasters of different types. This is a testament that everyone can be happy without the glitter of gold and thick wallets.

The more money you'll get the more you become insecure, unless you first know how to be happy without money. So why crave to have more money if you can't find happiness in there?

日本企業為什麼罕見富士康連續跳樓現象？

我不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但最近讀到一篇文章，由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官文娜寫的，很有參考價值，現節錄如下。

明報 2010年6月9日

筆者本人留學日本時對它的現代化生產流水線單調的、高效率的生產模式有過親身的體驗。但是日本企業卻罕見富士康連續跳樓現象，我認為這是因為日本超負荷生產模式的背後，有它特殊的「減壓閥」，這種「減壓閥」可以分為有兩類：

其一，當下的「減壓」。比如，每一個工作時間段（一個連續工作時間段）中間一定會有15到20分鐘的「停線」（關機）休息，公司備好免費的茶水，一塊小小的點心，讓員工可以休息、上洗手間，僅就這十幾二十分鐘的「調休」，可以立即紓緩當下的身心壓力。此外科長、室長，車間裏的班組長和「線長」經常在下班後與屬下員工去吃飯喝酒，還會定期如櫻花時節、每年8月份的盂蘭盆節以及每年年末的「忘年會」和新年會與屬下員工及家屬外出旅行，藉此溝通交流，拉近距離，紓緩緊張和壓力，這是日本企業文化的重要部分。可是在不同文化下，我們很多人無法理解，卻誤認為日本的員工下班後還要陪老闆喝酒。相反在日本，妻子如果看到丈夫每天下班馬上回家，就會認為丈夫在單位沒有人氣，被人嫌棄，沒出息。

日本公司對員工的人文關懷在17、18世紀早期的家族企業中已有例可循。日本住友企業1750年的家法明文規定：新舊員工一律平等相待，並要特別關照生病的員工，否則就是對企業、對老闆的不忠。可見日本生產線上「家長」式威嚴管理之外，作為「家長」還有關愛「子女」的一面。我們的企業對員工就缺少那種對子女的「關愛」。要注意的是這種關愛絕不是文字和語言上的，而是與上文所說的具體行為相呼應的。

其二，日本企業持續發展有「三大寶」：「終身僱傭制」，給員工以終身的安全感和歸宿感；「年功序列制」，在經濟上和職務上有明確的、可望可及的期待；「勞動組合」即員工自己的工會，任何一個企業，都一定會出現勞資衝突，工會的作用就是代表員工與資方交涉，在交涉中時有罷工這樣相對激烈的衝突出現，特別是每年3月底、4月初日本新舊年度交接期，都會有「勞動組合」組織的罷工，叫「春鬥」。這是一種正常的員工抗爭，與富士康年輕員工無奈之下的跳樓自殺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近年筆者查閱日本住友史料時，就曾看到一本厚厚的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組合」組織的所有罷工記載。

這裏要說明的是，19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不景氣，一直看不到回升的迹象，於是在小泉純一郎 內閣時期，日本一度轉向學習美國 ，廢除日本企業管理文化的「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和「勞動組合」「三大寶」，可是很快社會治安出問題，看不到希望、沒有未來的人開始煩躁不安，無目標的殺人事件時有發生；公司出現新員工的頻繁「跳槽」，公司上層開始抱怨員工的跳槽，不僅損失了培養人才的費用，還常常出現技術人才不濟。於是近年來日本社會又出現回歸日本本土企業文化的趨勢，2008年3、4月筆者到日本出差，正值新舊年度交接期，各新聞界報道企業正式員工（終身制員工）的比率上調的新聞頻頻出現。今年4月關西地區的一個大企業的社長就公開宣布公司全面恢復「終身僱傭制」。

分析日本企業文化的「三大寶」我們可以看到對下屬員工人文關懷的核心在於對員工人格的尊重。筆者今年1月曾拜訪住友法人財團的常務理事宮川康雄和另兩位部長，當我問及日本企業是如何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心時，宮川回答只有兩條：一是我們實行「終身僱傭制」；二是我們尊重所有員工。這種尊重首先是讓員工在你的企業裏感到安心，有歸屬感，能看到未來，看到希望。

友誼

這是陳頌紅在信報2010年6月2日寫的文章，其中對友誼這問題提出了特別的觀點，節錄如下：

根據英國一項調查，成年人平均擁有十四個感情比較好的朋友，雖然感情深淺有異，但是大都是可以友誼永固的一輩子好友。在多變的社會環境下，不變的友誼令人抓住了安全感。不過，英國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University）社會學家Carol Smart指出，友誼同時會令人感到壓力、憤怒和帶來損害性的創傷。不過友情跟愛情不同之處是：當愛情走到盡頭，男女其中一方總會提出結束關係的建議，放生自己、放生對方，從此生生世世，各不相干。但是友情即使到了不再親密、不再有趣的地步，當時人都很難坦率地提出絕交的決定。即使感情不再，大家選擇做的，就是什麼也不做，讓它自我腐化，自行毀滅。因為友誼的道德範疇很強，直接提出絕交的一方，多數會有罪惡感，覺得自己出賣友人。而被拋棄的另一方，亦會有長時間的自我懷疑和感到被背叛、被傷害。Smart認為，對於尤其重視同性關係的女性，要她們主動提出絕交，幾乎是天方夜譚。加上女性向來喜歡跟好友分享最私密的心事，好友間知道的事情，絕對會比親人，甚至丈夫知道的更多。如果關係不再，她們會擔心自己的秘密得不到保障，處於被公開的危機中。所以，寧願採取逐漸疏遠的手法，由得那段友情不清不楚，都不想一手摧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