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的耳朵

黃震遐

信報

2009年4月15日

(節錄、重編)

貝多芬在二十七、八歲開始逐漸失去聽覺。開始是左耳，高音頻減弱，耳鳴，難以辨別音響。貝多芬在他寫給醫生的信中說，他痛苦，避免見人，因為無法告訴別人他已聾了。如果旁人輕聲他就什麼都聽不到。然而旁人大聲，他又會吃不消那聲浪。

四十歲後，貝多芬的朋友們要大聲呼叫，才可以使他聽到少許。於是，他連指揮樂隊也只好放棄。1824年在《第九交響樂》首演時，他甚至完全聽不到聽眾的掌聲，全場只好揮動白手帕來向他致敬。貝多芬是在三十二歲（1802年）時就寫了「遺囑」，承認他耳聾日漸嚴重，甚至考慮自盡。然而，他在次年就完成了充滿昂揚鬥志，理想抱負的《英雄交響樂》。之後他還是不斷創作。即使在全聾的情況下，他還是完成了《第九交響樂》、《莊嚴彌撒》、五首鋼琴奏鳴曲以及五首弦樂四重奏組。

貝多芬被譽為樂聖，來自他的音樂，但同樣重要的，甚至可以說，對人類更大的啟發應該是他那堅毅不屈的頑強鬥志。沒有這種意志，是不可能在幾乎失聰到什麼都聽不到的歲月中，不僅可以繼續作曲，而且嘗試創新，尋摸突破。這種絕不低頭，與命運奮鬥的自我英雄精神，經常見於西方文化。

經常還可以聽到的《愛你入骨》（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和《日以繼夜》（Night and Day），都是美國作曲家戈爾．波特Cole Porter的作品。波特生前令人羡慕，在世人的印象中，他事業一帆風順，美酒高歌歡度一生。真相卻遠非如此。波特在他四十六歲那年騎馬時，坐騎受驚失蹄，墮地後，整匹馬翻側壓倒在他的兩腿上，造成兩條大腿的複合性骨折。更不幸的是，細菌乘機入侵傷口，導致慢性骨髓炎。二十年後，骨髓炎終於失控，要將右邊大腿中間以下的右腳切除。裝了假腳後，波特告訴親朋，我已只是半個人了！然而手術也只可以解決部分問題。在他最後的八年中，波特惟有依賴酒和止痛藥麻醉度日。這樣，又帶來一連串新的問題，肺炎、腎結石、膀胱炎和胃潰瘍，因此又要切除一部分胃。

可是世人一直都不知道波特受盡人間煉獄的煎熬。透過他的音樂，人們只會感覺到他的勇氣、幽默和樂觀。墮馬後，儘管骨折，在等候救援時，波特居然還可以拿出筆記本，寫了 At Long Last Love 歌曲的底稿。之後，在醫院出出入入中，波特也從未中斷作曲，而且在他的音樂中往往找不到自怨自艾的意味，只有輕快、明朗和滿溢希望的信息。當你聽到《吻我吧，凱蒂》（Kiss Me Kate）、《肯肯舞》（Can-Can）、《絲襪》（Silk Stockings）時，你怎能想像作曲家竟是在終日受苦？

貝多芬、波特都代表着西方的一種人文精神，一種頂天立地，不屈不撓的人格。日本的戲劇中，也常常歌頌這種不向命運低頭，笑面迎接厄境的人生觀。

反觀中國人，就不覺有這種取向。個別中國人在民族大義，國破家亡時的確可以顯出無比的堅毅。但是在個人面對艱苦時，我們卻往往是蒼白軟弱，只會呻吟埋怨。相對起來，中國人卻總是喜歡怨天尤人，以悲悽的詩詞示人。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遇上病痛，也依賴針藥為主，很少會動用自己的意志克服殘障。

醫學上有種說法，當病人知道自己患了嚴重的疾病時，反應是可分為否認、忿怒、抗拒、悲傷和接受幾個階段，其實應該說還有超越這個階段。

中國人似乎大多數只能停頓在最初幾個階段，而西方人卻較多可以抵達最後的超越階段。在音樂界裏，貝多芬、波特都可以說是超越了他們的疾病，繼續笑顏往前走的英雄。在科學上，霍金也是。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患了絕症後還不斷努力的小朋友，在臨死前還努力為激起世人對疾病的關懷而奔波。

行醫中，我經常遇見患者的家人，要求不要把病情告訴病人，因為害怕他受不了。這正好說明中國人的社會，是很不會處理個人的不幸，更遑論超越挑戰。

這種文化差異值得我們思考，為什麼中國人的人格會那樣脆弱，經不起打擊？為什麼中國的文學又注重和鼓勵悒鬱的行為？

貝多芬一樣需要討好權貴，將就俗好，但他歌頌的是人類的自由、公義和親情。他寫的《英雄交響樂》，本來題獻給拿破崙，叫《波拿巴交響樂》。但知道拿破崙背叛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自封大帝之後，貝多芬怒髮衝冠，把封面上的獻辭撕毀！而張藝謀拍攝的《英雄》卻要歌頌向權勢歸順，還包裝為美德。中國人想大國興起，想出貝多芬，之前是否也需要告別奴性，告別低頭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