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December 2010

黎廣德﹕: 延續殖民者心態的「土地觀」

這是黎廣德在明報發表的文章,其觀點其實已廣為人知 ── 大家都在問,新界這麼多荒地,為甚麼小學的教科書還說香港地少人多?只不過大眾未能準確掌握數據,未能像黎廣德一樣可以有系統地分析。現把黎廣德的文章剪存於下。



(明報)2010年12月2日 星期四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在上月12日發表了一篇「政綱式」演辭,闡述了他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其中有關土地開發的部分,觸及香港發展的核心問題,更與市民當前關心的樓價飈升、房屋供應短缺的矛盾息息相關,值得公眾討論。

梁振英點出了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太少,與我們在國際上名列前茅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相稱的矛盾,繼而帶出引導式的結論:「如果現有的土地不夠,到哪裏去尋找發展空間?填海是方式之一。到哪裏填?我們要堅決保護維港,但譬如維港西面的青洲如何?」

這段說話有一點令人摸不著頭腦:根據《保護海港條例》,青洲是維港範圍之內,這是政府多年前放棄青洲填海計劃的原因。誰要鼓吹青洲填海,便不可能成為「堅決保護維港」的勇士。但更值得探討的是這結論的前提:「現有的土地不夠」的假設,究竟孰真孰假?揭開這個假設的底蘊,是剖析本港深層次矛盾的關鍵。

3年前,政府發表了一份由眾多部門和專家學者、耗時7年才合力完成的研究報告:到了2030年,本港人口比今天預計增加140萬人,「城市化地區至今約佔全港土地面積的21%,鄉郊集居則再佔2%。基於未來的空間發展模式,到2030年我們只需多開發2%的土地。大部分林地、灌木地、草地及農地將不受策略性發展建議影響,亦可留有更大空間落實擴展郊野公園的建議」。報告更詳列了如何安置新增人口、減低市區密度、安排工商業用地的具體方法,而這一切都是在維港停止填海的前提佈局下進行〔註一〕。

政府的專業部門早已徹底否定了「現有的土地不夠」的假設,身處行政會議的梁振英和早前表示「搵地艱難」的特首曾蔭權 ,理應知之甚詳。那麼,為何兜兜轉轉,念念不忘維港填海的「土地觀」又再出籠?

回歸前,英國殖民政府採取以維港填海為核心的土地開發策略,主要基於兩項地緣政治的考慮:一、維港兩岸才是「自己」割讓得來的土地,九龍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區只是防範北方來客的緩衝區;二、維港填海所得是「處女地」,任由處置,毋須陷入在新界收地時的利益轇轕。這種夾雜了「防範意識」和「信手拈來」心態的土地觀,百多年來一直主導了殖民政府的土地管治思維。

梁振英在演辭中強調:「我們要確立社會的共同願景,就要對全社會有認真、全面和客觀的認識。」這固然是無可非議的目標,但在後殖民的今天,任何人對香港土地問題的「全面和客觀的認識」,不能逃避三座「老大難」的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過時的丁屋政策,這個原意用來維繫傳統村落族群的德政,已被濫用為牟取私利、入侵鄉郊的工具。丁屋用地佔去現時約2000公頃的鄉郊集居地的相當部分,兼且隨著城規會今年開始「寬大處理」,正在向綠化帶膨漲。

第二座大山是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brownfield sites):佔地655公頃,獲城規會臨時許可的露天貨櫃場、危險品存放場或拖架停放場,再加上125公頃的違規貨櫃場和非法堆填區,已使新界不少地區淪落為第三世界一般的廢料場〔註二〕。持有這些地段的原居民,都是「開發至上」的信徒。

這兩座大山的共同特徵就是土地利用的效率奇低。接近3000公頃的土地,究竟創造了多少經濟價值?身為測量師的梁振英,應該比誰都心裏有數。善用這些土地,既可改善新界景觀,又可紓緩開發農地、濕地和郊野公園的壓力,與自然保育的目標相輔相成。那為何曾特首和梁先生均忽略如此顯而易見的出路?答案卻在於第三座大山。

根據公開披露的資料,五大地產商——恒基、新鴻基、新世界、信和及長實,合共持有的土地,包括計劃中、發展中及待發展的總面積,總計有1279公頃,超過政府目前持有的土地儲備320公頃的3倍有多〔註三〕。如按「有土便有財」的說法,用「富可敵港」來形容大地產商的現况,恐怕只有低估而並無誇大。

眾多地產商多年囤積得來的「圈地」,便是第三座大山,包括南生圍、下白泥、深涌、塱原和大浪西灣等遍佈新界的農地和魚塘。若果政府著意發展棕土地帶,不少原居民會倒履歡迎,但地產商持有而尚未被破壞成棕土的圈地,開發價值將會直線下降。反之,若果政府為了遷就地產商圈地的範圍而發展新市鎮(例如在粉嶺北新發展區建議採用公私合營模式,開發地產商已收購但未被破壞的高質農地),目前效率低劣的用地方式,便永遠沒有理順的一天。政府貪圖政治方便、怯於原居民利益和地產商特權,結果是新界規劃停滯不前,公眾利益成為犧牲品。

誠然,殖民時代的地緣政治已經去如黃鶴,但這三座大山的挑戰,是否令梁先生有意繼承殖民者「信手拈來」的心態,延續昔日的土地觀——維港填海還是最乾手淨腳的出路?

可惜,這種土地觀不但危害維港的未來,更已造成「重南輕北」的地區失衡:維港兩岸市區超越發展極限,交通擠塞成為空氣汚染每况愈下的罪 禍首;新界北卻欠缺發展就業的機會,令低收入階層難以向上流動。誰忽略了這項「南北差距」,就難以聲稱「全面和客觀的認識」貧窮問題。

更甚者,這種土地開發的思維與正在冒升的新價值,矛盾日趨激烈。早前有80後青年搬入馬屎埔村進行有機耕種,開展「新生活運動」,繼而發起反對開發南生圍濕地的運動。較早前,除了「我愛維港日」的參與人數按年遞增外,千人「誓保菜園村」的聲勢不減。若果執政者漠視這種價值衝突,只把新界土地視為經濟開發的原材料,將人文價值的空間榨得一乾二淨,又豈能稱為「社會的共同願景」?

試想想,政府領袖若果决心理順丁屋地和棕土的城鄉規劃,把過千公頃土地的發展願景與民共議,那麼政府與地產商博弈的遊戲規則必然徹底改寫,房屋供應的多寡不會任由地產商主導,提升人均居住面積不僅是售樓書推銷的夢想,青年一代多元發展的空間大增,20年後的香港面貌必定煥然一新。

過去殖民政府受制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發展願景欠奉。董建華和曾蔭權不敢移除三座大山,莫非下一屆政府要以維港填海掩蓋規劃失誤,令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

〔註一〕 政府規劃署2007年發表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第11.7段。報告預期本港人口從2003年至2030年增加160萬,相等於從2010年至2030年增加140萬。

〔註二〕《文滙報》2009年2月9日報道,655公頃為2009年統計數字,125公頃為2006年統計數字。

〔註三〕香港《經濟日報》2010年7月5日報道。

16 September 2010

《和合本修訂版》

以下文章轉載自信報,是一篇寫得很好的訪問稿。

2010年9月16日
城市專題

耶穌是神的「獨生子」 還是「獨一的兒子」?

歷時二十七年的中文《聖經》修訂工作終於今年完成,《和合本修訂版》(下稱《和修本》)將於本月27日正式推出。
《聖經》翻譯對信徒理解經文內容至為關鍵。新版發表,公眾(不限於基督教徒)迴響不絕於耳。稱讚其內容變得更易讀、更準確者固然不少,然批評之聲亦非沒有。
有人認為,經文既定,如何能改?亦有人說,金句變拗口了,反倒難背。修訂本內容會否有變?會否影響教義解讀?詩歌歌詞要重作嗎?金句卡要重印嗎?人人是否要買一部新《聖經》?版本不一,信徒聚會讀經,會否讀得一團糟?
其實,修訂原因何在?
不知讀者諸君是否熟悉《聖經》,知道何謂《和合本》。
簡單而言,「和合」即「和衷合作」之意,《和合本》為各華人聖經公會合作之成果而得名。自1919年推出以來,《和合本》為絕大部分華人基督徒採用。
初版和合本難讀
最早期的和合本,閱讀難度絕不亞於四大名著。首先,其用字古老,時間仍以天干地支表示;其次,它幾乎毫無格式可言,詩詞句子之間不分段落;而且,標點仍襲晚清至民初方法,只用頓號與句號。
參與《和修本》修訂工作的蔡錦圖博士說,早於六十年代,華人社會中始有修訂《和合本》的聲音。然而,當時各教會未能就修訂細節達成共識。要到1983年,修訂計劃才得以正式開展。
1988年,部分字眼、段落及標點經修改過的《新標點和合本》推出,公眾普遍接受。2006年,新約部分修訂完成,反應有好有壞。直至今年,新舊約修訂終於大功告成。
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梁林天慧博士表示,《和修本》的推出並非為討信徒歡喜,也不是「為修而修」,而是確實「不可不修」。
反映考古新發現
與兩位博士傾談過後,我才發現,讀《聖經》會渴睡,原來是人之常情。部分經文,細讀百遍仍大惑不解,亦與中文水平無關。好似前述的天干地支,今日的華人又有誰可解?
「1919年《和合本》推出時,正值白話文運動期間,現代中文語法尚未定形。今日的現代漢語其實要到七八十年代才開始成熟,所以《和合本》的中文便與現在通用的有頗大差異。」
以梁博士為例,她坦言自己兒時讀《聖經》,「因用字太深了,其實不很明白,讀得好『痛苦』。」「我十二歲離開香港,去加拿大,中文水平大約只有中一程度。假如我不夠乖,或許我早已悶得把《聖經》丟在一旁,連信主的機會都失去了。」
《和合本》雖為現今最流行的中文《聖經》譯本,但原來它的翻譯過程並非由中國人主導。
「《聖經》舊約本由希伯來文撰寫,新約則是希臘文。翻譯《和合本》時,並未有很熟悉原文的中國學者,故要由美國、英國及蘇格蘭三地的聖經公會先讓教士學習中文,學成後再翻譯《聖經》。」梁博士道。
「這些教士既不是以中文為母語,中文水平難免不高。儘管他們有找中國的有識之士幫忙,但主導權仍在外國教士手上。所以,部分信徒也就希望藉是次修訂機會,做一本完全屬於中國人的《聖經》。」
相信不論讀者諸君是否基督徒,也應聽說過《死海古卷》一事。
1947年,有牧童為引出走進洞穴的羊,向洞穴投摘石頭,不料卻打破洞內瓦罐,發現古經文。其後考古學家陸續在其他洞穴發掘出約四萬書卷或殘篇。因這些洞穴位於死海附近,書卷便稱為《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及其他考古學發現,使《聖經》翻譯突飛猛進。經文中不少數據、用語經考證後修改得更準確,甚至部分失傳經文亦得以重現。如詩篇145章13節,舊版只有二句,但本來應有四句,這都在《和修本》改正過來了。」蔡博士道。
為求真改動金句
梁博士表示,這百年來英文《聖經》已有多個修訂譯本,而中文卻要到今日才有《和修本》,原因一來在「各華人教會尊重《聖經》,不敢擅改」,二來「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眾多,難求一致修訂意見。
「既然《和合本》是華人通用的《聖經》,《和修本》亦應同樣,為世上所有中文使用者接受。」她說。「然而世界各地的華人文化愈來愈多元化,有美籍中國人、加拿大籍中國人、中國本土的中國人……要令他們『和衷合作』,也不是簡單。」
「不過到了1983年,大家都意識到《和合本》已沿用六十多年,已到不可不更新的地步了。這樣,大家才同意展開修訂工作。」
以單字及標點計算,《和修本》的新約與舊約改動比例分別有15%及20%,算多或少見人見智。蔡博士說,修改處主要是「標點位置、斷句方式,以及刪減多餘的『的的了了』」,大改動不多。
然而,不少信徒,特別是較年長的,對新版《聖經》仍有微言。「有些人很緊張,擔心《聖經》會變得面目全非,跟下一代講經文,連哪一章哪一段都搞不清。」梁博士說。「他們總愛問,聖經公會還會印刷《和合本》嗎?」
亦有基督徒抱怨經文既已背熟,一旦修改,會對他們造成諸多不便。如著名的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獨生子」在《和修本》中便給改成「獨一的兒子」。
基督徒對這類「金句」的改動最為敏感。不少人質疑「獨生子」既與「獨一的兒子」分別不大,全無修改必要。亦有人揶揄說:「耶穌不再是神的『獨生子』了?」
蔡錦圖表示,「我們在定稿前,已列出改動的金句,請教會牧師審閱,提供意見。可避免修改的,我們都已避免了。
「然而,原文寫的確實是『獨一的兒子』無疑,不是only begotten Son 而是only Son。兩者有明顯區別,我們有必要反映出來,否則會與其他語言的《聖經》有分別。」
至於經文改動後,詩歌歌詞是否亦要跟隨?梁博士則稱這由個別教會自行決定。「我個人就認為詩歌既已上口,不如繼續保留,只是《聖經》必須以貼近原文為大原則,不改我們就落伍了。
「其實《和修本》的主要對象不是那些讀經多年的教徒,而是我們的下一代、以及未讀《聖經》的人。當然,我們也希望老教徒喜歡《和修本》,但也絕不反對他們繼續讀《和合本》呀!我們亦會繼續印刷《和合本》,只是數量會減少罷了。」
《和修本》有超過二千個注釋,數目比《和合本》高出數倍。
「我們基督徒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讀到貼近原文的《聖經》,讀者便可得到啟示。是以我們重視原文,翻譯時絕不加入自己的心意。就算發現矛盾之處,如兩段經文內容有出入,我們亦只會加插注釋,讓讀者自行理解。」
Nike廣告來自《聖經》?
梁博士說,很多信徒讀《聖經》的方法是錯的。
「有些人好迷信,會話:『呀,揭開本《聖經》,睇下今日神同我講乜先』。大錯特錯。」
「《聖經》不是預言書,讀經不是問米,我們讀《聖經》要連同它的背景一起讀。它的歷史、寫作宗旨、作者是誰、對象是誰……這些都很重要。」她說。「所以我們在《和修本》中每卷前加入序言,令讀者不致斷章取義。
「如腓立比書4章13節:『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多信徒就憑這句話,說自己做什麼都行,甚至有人竟說Nike廣告那句『Impossible is nothing』也來自《聖經》。
「其實有位基督徒說,讀過上文下理,便會知道這一節的意思是在上帝的力量中,窮亦富足。凡事都能作,實指身處什麼環境都能平安,而不是說人信上帝就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坦白講,個人認為要把「凡事都能作」解讀成「凡事都滿足」,倒是有點困難。既惹人誤會,何必乾脆改譯成「凡事都滿足」?
「因為原文便是如此!」梁博士道。「而且,不管如何翻譯,斷章取義看《聖經》也一定會誤解經文。所以,教育正確的讀經方法才是最重要。
「只是,這絕不容易!人總有軟弱的時候。一旦軟弱,連我也會讀錯呢。」

07 September 2010

Which Bible app for iPhone is the best?

There are a lot of Apple apps of the Bible, with many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and extra functions. Which one is the best?

A simple Google search may reveal at least the following:
  • Bible by LiveChurch.tv (free, but no offline versions for many translations), with 41 translations in 22 languages
  • Olive Tree, excellent features, but expensive (NIV costs US$21.99)
  • Mantis, with features similar to those of Olive Tree (NIV costs US$19.99)
  • Kammyland (US$1.99, no offline version), with some copyrighted version, including NIV
  • Logos Bible software (free), without copyrighted versions
  • Touch Bible (free), featuring NET, without copyrighted versions
  • BibleScope (US$3.99, offline), with many free versions, but expectedly NIV costs US$19.99 as standard
  • Bible.is (free), audio Bible
  • The Bible Scholar (US$1.99) a collection of reference books
  • Holy Sword (US$0.99, offline) for Chinese Union Version and Japanese version only, no other language available
Some commentaries on Bible study apps are listed below:
There is no free lunch. If you need good features with popular versions (e.g. NIV and NASB), references and hyperlinks, a good search engine and a tool to write your own study notes, you must pay about the same price as a printed version for each e-versio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free app is the one by LiveChurch.tv, but its functions are limited as compared with Olive Tree or Mantis. Each of the others has its own strength, but nowhere can they compare with the two big brothers. In comparison, The Bible Scholar is not expensive, although the reference books are a bit dated, and many of them are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on the internet.

09 August 2010

法律外判激增,對誰有害?

信報今天報導,法律外判激增,歐美各國的律師湧入印度;我不知道下一站是否中國。

法律外判可以減低成本,對客戶有益,但對印度的律師培訓和整個法律行業的發展,卻有極壞的影響,因為這些大量而簡單的法律事務,根本不能鍛鍊新出道的律師。回想以往,要不是我在年紀輕輕時已嘗過兩晚通宵處理全香港當時金額最大的上市公司清盤案、全香港金額最大的物業專業彌償案、和一宗成功推翻下級法院判決的終審庭案件,我現在如何有信心領導我的團隊工作呢?我擔心法律外判會影響印度年輕律師出頭的機會,簡接阻礙印度本土法律界的發展。


信報 2010年8月9日

印度承包的離岸外判業務有新發展。最新調查顯示,由於歐美受到金融危機的打擊,律師事務所在巨大財務壓力下,必須降低成本及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將工作外判到成本較低的離岸公司。在此情況下,印度乘勢而上,法律外判公司及營業額均告大幅增長。而歐美不少律師亦不再視到印度工作為畏途,爭相到該國求職,謀求事業上的發展。


印度法律程序外判(Legal Processing Outsourcing,LPO)的發展出現飛躍,可說完全是拜金融危機所賜。以往歐美經濟興旺期間,大企業在處理業務交易、併購或訟訴等法律事務時,給法律事務所一擲千金可以臉不改容。但受到金融危機打擊後,這些企業為法律事務支付的金額不再沒有上限。為此,法律事務所亦必須設法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以適應新的經濟環境。

在此情況下,將工作外判到印度,成為歐美法律事務所的首選,因為當地工資低廉,收費只及西方事務所的十分一至三分一,同時又擁有大批年輕及英語流利的律師。據印度行業顧問公司Valuenotes最近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該國承包外判法律服務的公司數目,從2005年的40間,迅速增加至去年的140間,營業額則從2006年的1.46億美元,預計增長至今年的4.4億美元,並在2014年進一步飆升至11億美元。英國雜誌《經濟學人》(Economist)表示,印度法律外判業的強勁增長,顯然受到經濟衰退帶來的法務成本控制壓力的驅動。

分析指出,西方律師事務所將工作外判到印度,確有實際需要。他們在本土接受客戶委托,將工作分割為多項任務,然後將一些繁雜耗時的法律事務外判給印度的離岸律師處理,身處歐美的律師只需對工作流程進行監督和審查。外判的內容包括開庭前的法律調查、撰寫法律摘要、證據核實、審查合約、案例分析等。這些都是較為初級的支援性和協助性的業務,而印度外判公司聘請的律師,大多是具有在歐美國家留學經驗的回流律師,對批出任務國家的法律制度有充份掌握,又能熟練地用英語工作,因此完全可以承包有關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時差的關係,西方律師事務所可以不分晝夜地進行工作,例如事務所接到一份緊急任務,在開庭前要對案件材料進行審查核實,或為商業談判準備預選合約方案,歐美的事務所在完成白天的工作後,可以將剩餘的任務外判給在印度的離岸律師,此時印度正好是白天。歐美的律師可以安心地休息,待翌日醒來時,印度的律師已將他們所起草的文件或審查妥當的合約傳送回歐美,讓後者可以避免加班工作,但同時又能及時完成任務,而且成本不單沒有增加,甚至可能減少。

西方公司為節省成本而將業務外判,已非新鮮事物。但一直以來,外判的業務主要是低技術及低附加值的工作。隨着印度等新興國家經濟發展漸上軌道,業務外判開始出現向高技術和高附加值工作轉移的趨勢。不單如此,就連西方國家的專業人士亦被迫順應潮流,有愈來愈多人移居到這些新興國家,尋找管理層或顧問等工作職位。

《紐約時報》上周報道表示,西方律師遷移到承包外判工作國家的情況雖然未成熱潮,但隨着傳統法律事務所外判的工作愈來愈多,有關情況亦勢將出現改變,因為在外判公司擔任最高管理層工作的薪酬,完全抵得上在美國主要都會區中型律師事務所的待遇,但在印度的生活費卻遠較美國為低。為此,一名在印度法律務外判公司Pangea3擔任總裁的美國律師麥波林(Greg McPolin)表示,他們收到來自美國律師的求職申請,已多至不知如何應付。

歐美律師近期改變觀感,願意放棄留在本國,移居到新興國家就業,主要原因是認為可以掌握機會管理人員,以及建立自己的事業。

分析指出,在美國縱使是從事最基層的法律事務律師,亦要為其教育及學位繳付至少10萬美元的學費,再加上三年的實習,以及數以千計美元的律師資格考試和輔導課程費用。由於在成長過程作出了巨大的投資,因此許多畢業生都不願意到新興國家工作。

不過,隨着歐美國家受到金融危機衝擊,許多律師事務所被迫收縮規模及削減員工,律師職位亦逐漸在市場上消失,剛畢業的律師若堅拒外流,將來有可能後悔莫及,因為待經濟好轉後,大多數法律工作已外判到印度等新興國家,令他們始終無法脫離失業大軍。與其到時追悔,不少歐美律師開始及早到新興市場發展,並且可藉機一展抱負,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

自2006年起移居印度的美藉律師惠勒(Christopher Wheeler)表示,從許多方面觀察,他在印度的工作較在美國的有更高回報。他在美國時,是紐約州的助理檢察官,主要工作是到紐約市的法庭內爭辯。但到了印度之後,卻負責管理一隊為數一百一十人的印度法律團隊。他表示,若是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地庫內與十五名僱員工作,這當然不會令他感到興趣。但現在要他建立一個擁有五百名僱員的辦公室,那真是一項令人興奮的挑戰。

歐美社會對於將法律工作外判到印度等新興國家,目前仍然存在極大爭議,但一些已經移居到外判公司所在國家的西方人士,卻感到義無反顧。

外判法律工作到新興國家所引起的其中一項最大爭議,是此舉可能影響歐美年輕律師的成長,因為他們將失去在簡單法律事務中鍛鍊的機會。不過,支持外判的人士卻認為,簡單的法律事務不能鍛鍊新出道的律師。印度著名法律外判公司CPA Global的美藉總監庫珀(Leah Cooper)說,她作為年輕律師在資料庫翻查資料時,就沒有學到任何知識,並因此認為,歐美國家應重新思考訓練律師的方法。

庫珀曾是力拓(Rio Tinto)的法律總監,於今年初辭職轉投CPA。她在去年將力拓法律事務部的大部分法律流程工作都外判到印度,並因這個大膽創新的舉動在西方法律界聲名大噪。她一直大力推崇將文件審查等初級法律工作外判,因為離岸外判公司確能提供非常良好的服務。她表示,外判是法律服務的未來出路。

另一美國律師亦表示,律師的90%工作是法律研究和起草法律文書,這些工作都可以離岸外判到印度。他指出,在美國僱用一名律師是非常重大的決策,但在印度卻可以一口氣僱用十名律師,並即時對他們進行培訓。

不過,亦有一些富經驗的美國律師認為,培訓印度人員面臨一定挑戰。一名業內人士表示,印度員工書寫的是華麗的英式英語,但這並不適合法庭需要,他們必須從美國本土請來一名持牌律師,專責對印度員工進行合約起草、審查和研究方面的培訓,教導他們書寫乾脆利落的短句,並形容這有如一個放棄過去知識和重新再學習的過程。

07 August 2010

翻譯的困難 -- What is nuance?

以下一段文字摘自2010年8月7日的信報:

英文之中有一個無法翻譯成中文的概念叫「nuance」,指的往往是一種內心最曖昧、最模糊和最微細的感受,一種感情的跌宕和起伏,稍縱即逝但又刻骨銘心。在近代英語作家之中,大概沒有人比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更懂得怎樣把抽象、幽冥、主觀的「nuance」,提煉成具體、含蓄、緊湊的表現。超凡入聖,羽化成仙。

隨便舉個例子,漸入中年,百感交集,本屬陳腔濫調,但費滋傑羅大筆一揮,就將「歲月不饒人」的主題由流水帶到行雲,將早年的輕愁發為中年的沉鬱,看似超脫,其實十分沉痛,但又有一種痛定後的寧靜:「Thirty - the promise of a decade of loneliness, a thinning list of single men to know, a thinning briefcase of enthusiasm, thinning hair. But there was Jordan beside me, who, unlike Daisy, was too wise ever to carry well-forgotten dreams from age to age. As we passed over the dark bridge her wan face fell lazily against my coat's shoulder and the formidable stroke of thirty died away with the reassuring pressure of her hand. So we drove on toward death through the cooling twilight.」

再將原文比較宋淇(林以亮)盛讚的喬志高的譯本:「人生有幾個三十歲——眼前保不住再來十年孤寂的生活,單身的朋友一個個凋零,值得興奮的事漸漸減少,自己的頭髮也一根一根的稀疏。可是坐在我身邊的還有喬登,一個少年老成的女孩,不像黛西那樣傻,把早已忘懷的夢年復一年揪住不放。我們車子駛過烏黑的鐵橋時,她那張蒼白的小臉懶懶地依在我的肩頭上。她緊緊握住我的手,三十大壽的這一天也就在這一層溫暖的安慰中度過了。」

原文連用三個「thinning」令譯者舉手投降,「a thinning briefcase of enthusiasm」蘊含對上班生涯的批判,也非「值得興奮的事漸漸減少」所能表達。譯文用「三十大壽的這一天也就在這一層溫暖的安慰中度過了」作結,更歪曲了原文「邁向死亡」的本意。

04 August 2010

How and What and Why Do Writers Write?

今年書展,上海灘及中國會創辦人鄧永鏘爵士請來三位英國的文壇大師以「How and What and Why Do Writers Write」為題,舉辦並主持了兩場公開論壇。三位作家包括:Frederick Forsyth(下稱FF),1970年出版的The Day of the Jackal更獲得艾倫坡獎中的最佳小說獎;Stephen Fry(下稱SF)是知名喜劇演員、小說家及電視節目主持;Andrew Roberts(下稱AR)則是著名歷史學家兼作家,擅長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寫作題材。

以下節錄自《信報》的其中一題問題的對話:

問: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最愛的三部讀物嗎?

FF:Alan Paton的Cry, the Beloved Country,講述南非一些聞所未聞的新奇事,開闊了我孩提時代的世界;T.E. Lawrence的Seven Pillars of Wisdom;最後我會選林肯1863年的演講文The Gettysburg Address,雖然只有三分十八秒,但字字珠璣。

AR:我最愛的兩本書剛巧同名,Edward Gibbon的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和Evelyn Waugh的小說Decline and Fall,另外是P. G. Wodehouse的The Code of Woosters。

SF:我也選了The Code of Woosters,它深深地影響着我的童年,那時候我從沒想過以後竟有機會在台上飾演Jeeves。大部分人看了都要笑的,我卻覺得這小說分外憂傷,它像夢一樣美麗。還有Alain Fournier的Le Grand Meaulnes;我也喜歡James Joyce的Ulysses,愛它行文流麗,是英文譯本無所比擬的。

鄧爵士:我初到英國讀書時也買過,見它最後一章全無標點還以為是錯體。我個人首推F. Scott Fitzgerald的The Great Gatsby,是部無可匹敵的巨著;E.M. Forster的Howards End包羅萬象,Nabokov的Laughter in the Dark 也是我的心頭好。

11 July 2010

Sunny-day friends and Rainy-day friends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Lamont's blog - Uphill Idealis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riends in the world: Sunny day friends and rainy day friends.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that we define as friends, but they are really acquaintances.

Two men were out hunting. Suddenly one yelled and the other looked up to see a grizzly charging them. The first started to frantically put on his tennis shoes and his friend anxiously asked,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you know you can’t outrun a grizzly bear?” “I don’t have to outrun a grizzly. I just have to outrun you!”

This story is funny, but it does help define the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a rainy day friend and a sunny day friend. The sunny-day-friend is more concerned with watching out for their own health and wellness, than their friends’ well-being.

On the other hand, a rainy day friend is willing to take risks,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and sacrificially care for the needs of another person.

Rainy day friends are the ones who listen to us when life is difficult, and remain faithful in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urns their back to us. The scriptures give us some excellent examples of sincere friendship, but God’s desire to connect with humanity is beautifully expressed by the account of Abraham and God in Genesis 18 and Jesus and humanity in John 15. In Genesis 18, you will find a picture of God (in the form of the complete trinity), coming to have a meal and spend time with Abraham. Abraham has been called God’s friend.

James 2:23 23 and the scripture was fulfilled which says, “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reckon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and he was called the friend of God. Abraham’s relationship with God mirrors God’s desire to be in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ll of his children. This relationship was not only available to Abraham, but it is available to all of us today. Is God your friend like Abraham experienced?

In John 15, w
e find that God’s intention all along was to be our very best rainy day friend. Jesus not only speaks of the value of sincere friendship, but also exemplifies it by the risk, challenge and sacrifice of his actions. God allowed Jesus to sacrifice himself for humanity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friends of God. God is purposefully reaching out to us in his actions and words.

God introduced himself to Abraham in Genesis over a meal and conversation, Jesus created a roadway to God by his ministry and ultimate sacrifice described in the gospels and the Holy Spirit continually supports, promotes and provides the basis necessary to build relationship with God. (Ephesians 2:17-19)

Sometimes we encounter obstacles in friendships. How about Abraham and God? What even could have become a blockade for Jesus in his befriending of humanity? Thankfully, Jesus did not allow the potential barriers to keep Him from pursuing and committing Himself to people in sincere friendship. The question is: ‘are we living in relationship – true friendship with God – or are we allowing barriers to get in the way?

Reflect today on the condition of your relationships. We can choose to bring the barriers out into the light of God’s perspective or we can choose to remain by ourselves. Sincere friendship is precious, rare and risky. Friendship requires: Agreement, loyalty, dependability, support, and sacrifice.

God follows through and is the most sincere friend a person could ever have. Will you be God’s friend? Will you be a friend to the friendless?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 gift of relationship with God as well 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at with the world around us. God is and always be our best rainy day friend.

God does more than talk about sincere friendship. God is the sincere friend. God was willing to seek after and meet with Abraham and through Jesus’ work on the cross – God still seeks to be friends with us. Sunny days are beautiful, but real friendship is tested in the storms of life.

29 June 2010

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現代法律為何出現在西方?

信報林行止在2010年6月29日寫書評,看來《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是必看的好書。如果陳方正教授已在書中對此問題提供了一個全面的分析,則在我心中下一個問題,必定是:現代法律為何出現在西方?

節錄林行止的書評如下: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去年中出版,作者陳方正教授是物理學博士,卻長期致力於文史工作,成就卓著,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曾與劉殿爵(1921-2010)、何志華等教授合力編撰了一系列不下於四五十部中國古籍的逐字索引,又創辦學術雙月刊《二十一世紀》,予人以他是棄「理」從「文」的印象;看到《繼承與叛逆》的體大思精,然後意識從物理入門到科學思想發展的推衍論述,方正兄求真、求覺的辛勤治學,是一以貫之的文化人精誠,若以狹隘的文理分野來衡量,便未免「小器」甚至不合體統了。

現代科學為什麽沒在古時曾經科技發達的中國出現?這個因李約瑟提出而被稱為「李約瑟問題」的疑問,難倒不少學者且曾是不少著名經濟學者論及的命題,最早「題名」此問為「Needham Statement」的是英國經濟學名宿保丁(Kenneth E. Boulding, 1910-1993);就是當時得令(現任世銀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於十多二十年前發表過一篇廣受引述的論文,題目便是不折不扣的:《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余英時教授在書序中說《繼承與叛逆》是一部「出色當行的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史」,那不是泛泛的客套話,而是出色史家的在行人語。書的內容嚴謹扎實、闡析分明,行文清簡扼要,使嚴肅的題材不覺艱澀,那是作者令人折服的另一方功力;三聯出版社出版、編校與插頁選圖俱極為用心,那是促成一本好書讀來恬暢的「起碼」卻並非易求的條件。

三十多年前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曾託友人到台灣「搶購」了約十一二冊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譯《中國科學科技史》),那是台灣盜版商翻印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主編共二十餘卷的其中一小部分,當時原書並未出全,事實是李約瑟於一九九五年去世時還未完全脫稿,大量工作是由編委小組在他死後分卷分冊付梓,至二○○四年才大功告成。筆者手上的「老翻」(翻版)亦只限於那十一二冊。那是綜覽中西科技交流和中國古代哲學流派的論述,理解不難,後來涉及數學天文的內容,筆者便如墮五里霧中,看不來也就提不起擁有全套作品的意興。

翻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開頭一二卷,別說未窺管豹,就是望其項背,也談不上,只能算是見識了一部皇皇巨制的磅礴「來」勢及其論述認真的慎徵博引。後來接觸談論「李約瑟問題」的文章,幾乎都是社會人文學界的評議,他們多是借此一問引申到中國人文文化的不同視角的探索;而方正兄力作所談的「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則是以「淵源有自」的觀點,帶出一部充實的西方科學史。對於同樣一「問」,慣看引申議論的縱橫捭闔,細讀《繼承與叛逆》便似拉韁勒馬、回望其來有自的歷史脈絡,細味知識累積與並非突如其來的發明與發見,情趣迥異。

《繼》書作者溯自古代文明傳統、循不同地域的文明起伏,追蹤科學發展的脈絡,指出以數學表達宇宙秩序的種籽源自愛琴海世界的自然哲學觀;輾轉至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的《原理》(《The Principia》 1687),則被形容為「現代科學革命的成果」(頁六○九)。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所牽動的龐大科學體系與舊時相比,雖然一脈相承,卻因歲月含英的千迴百轉(傳統的繼承),乖常悖異的咀華精煉而脫胎換骨。牛頓的「熔鑄之功」,高屋建瓴的視角(即其筆下讓他看得更遠的「巨人肩膀」),是結合先哲前賢的微積分學、新天文學與新動力學,集其大成而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大基礎!

引述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我們應當注意各種發明的力量、效果和影響,這就古人所未知的印刷、火藥和羅盤等三項而言,是再也顯著不過,因為這三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狀況」(頁六一五),突出《大滴定》的觀點:「從公元一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於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頁六二三)。《繼》書總結中國古代優勝的科技發明只是西方文明的「遠方厚禮」;而西學東漸,卻因中國本身文化根深,沒有適當和合催生的條件,當然無法產生大爆炸性的思想融合,所以中國實用科技的成就仍歸科技層次而生滅;繼往開來的普世科學「生命力」仍未具備足夠條件在中國結果開花。

中國與西方科學不同軌跡的探索,「李約瑟問題」順理消解,方正兄分絲析縷的論述,深入淺出;筆者看《繼承與叛逆》不屬輕鬆閱讀,但以付出的時間與進益相比,卻划算得令人雀躍。這是一部文化通識的上乘讀物,是提倡閱讀的讀書會、傳媒的閱讀節目和教育界須加注視並予推介的一本好書!

12 June 2010

Hong Kong people among the world's unhappiest?

This is an article published on 14 July 2006.


Hong Kong people among the world's unhappiest

A tiny country formerly known as the New Hebrides topped the list of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 Now it is called Vanuatu, a place in the South Pacific, whose residents are Melanesians who settled there centuries ago.

The innovative global measure of progress, the Happy Planet Index,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and Friends of the Earth using three factors: life expectancy, human wellbeing and damage done via a country'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And despite its reputation of having one of the highest life expectancies in the world, Hong Kong is ranked 88th which clearly shows the level of stress and unhappiness that also outweighed its resistance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such as the seasonal visits of tropical storms and typhoons.

Vanuatu people who number around 209,000 is pretty much content with what they have. In a predominantly pastoral living, people are happy despite not having enough mineral resources or petroleum reserves that could bring dollars of development. In fact it is ranked 207th in terms of 233 countries in term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the way, I read hairdressers are the happiest people on the job.

Hong Kong may have goo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ts very low rate of graft and corruption and its children regularly top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xams worldwide, but these are not enough to keep people feel happy about living here.

Vanuatu is blessed with paradise-like beaches, unique rainforest and no income tax and even if the country is classified as poor, everyone has food to eat at every mealtime and do not worry if there are not enough tourists to fill its beaches and infuse a consumer-based tourism in the area.

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Notably rich countries like Denmark (112), Sweden (123), Finland (139) and Australia (154) are ranked on the lower half of the ladder. Canada couldn't crack the top 100 even if it's a dream destination to many immigrants.

Power cannot buy happiness. None of the G8 countries made it to the top 50 — with Italy ranked 66th, Germany 81st, Japan 95th, Canada 111th, the United Kingdom 108th, France 129th, the United States 150th and Russia 172nd.

The Philippines is a proud 17th despite Filipinos constantly whining about the inefficiency and corruption in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being hit by disasters of different types. This is a testament that everyone can be happy without the glitter of gold and thick wallets.

The more money you'll get the more you become insecure, unless you first know how to be happy without money. So why crave to have more money if you can't find happiness in there?

09 June 2010

日本企業為什麼罕見富士康連續跳樓現象?

我不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但最近讀到一篇文章,由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官文娜寫的,很有參考價值,現節錄如下。


明報 2010年6月9日

筆者本人留學日本時對它的現代化生產流水線單調的、高效率的生產模式有過親身的體驗。但是日本企業卻罕見富士康連續跳樓現象,我認為這是因為日本超負荷生產模式的背後,有它特殊的「減壓閥」,這種「減壓閥」可以分為有兩類:

其一,當下的「減壓」。比如,每一個工作時間段(一個連續工作時間段)中間一定會有15到20分鐘的「停線」(關機)休息,公司備好免費的茶水,一塊小小的點心,讓員工可以休息、上洗手間,僅就這十幾二十分鐘的「調休」,可以立即紓緩當下的身心壓力。此外科長、室長,車間裏的班組長和「線長」經常在下班後與屬下員工去吃飯喝酒,還會定期如櫻花時節、每年8月份的盂蘭盆節以及每年年末的「忘年會」和新年會與屬下員工及家屬外出旅行,藉此溝通交流,拉近距離,紓緩緊張和壓力,這是日本企業文化的重要部分。可是在不同文化下,我們很多人無法理解,卻誤認為日本的員工下班後還要陪老闆喝酒。相反在日本,妻子如果看到丈夫每天下班馬上回家,就會認為丈夫在單位沒有人氣,被人嫌棄,沒出息。

日本公司對員工的人文關懷在17、18世紀早期的家族企業中已有例可循。日本住友企業1750年的家法明文規定:新舊員工一律平等相待,並要特別關照生病的員工,否則就是對企業、對老闆的不忠。可見日本生產線上「家長」式威嚴管理之外,作為「家長」還有關愛「子女」的一面。我們的企業對員工就缺少那種對子女的「關愛」。要注意的是這種關愛絕不是文字和語言上的,而是與上文所說的具體行為相呼應的。

其二,日本企業持續發展有「三大寶」:「終身僱傭制」,給員工以終身的安全感和歸宿感;「年功序列制」,在經濟上和職務上有明確的、可望可及的期待;「勞動組合」即員工自己的工會,任何一個企業,都一定會出現勞資衝突,工會的作用就是代表員工與資方交涉,在交涉中時有罷工這樣相對激烈的衝突出現,特別是每年3月底、4月初日本新舊年度交接期,都會有「勞動組合」組織的罷工,叫「春鬥」。這是一種正常的員工抗爭,與富士康年輕員工無奈之下的跳樓自殺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近年筆者查閱日本住友史料時,就曾看到一本厚厚的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組合」組織的所有罷工記載。

這裏要說明的是,19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不景氣,一直看不到回升的迹象,於是在小泉純一郎 內閣時期,日本一度轉向學習美國 ,廢除日本企業管理文化的「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和「勞動組合」「三大寶」,可是很快社會治安出問題,看不到希望、沒有未來的人開始煩躁不安,無目標的殺人事件時有發生;公司出現新員工的頻繁「跳槽」,公司上層開始抱怨員工的跳槽,不僅損失了培養人才的費用,還常常出現技術人才不濟。於是近年來日本社會又出現回歸日本本土企業文化的趨勢,2008年3、4月筆者到日本出差,正值新舊年度交接期,各新聞界報道企業正式員工(終身制員工)的比率上調的新聞頻頻出現。今年4月關西地區的一個大企業的社長就公開宣布公司全面恢復「終身僱傭制」。

分析日本企業文化的「三大寶」我們可以看到對下屬員工人文關懷的核心在於對員工人格的尊重。筆者今年1月曾拜訪住友法人財團的常務理事宮川康雄和另兩位部長,當我問及日本企業是如何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心時,宮川回答只有兩條:一是我們實行「終身僱傭制」;二是我們尊重所有員工。這種尊重首先是讓員工在你的企業裏感到安心,有歸屬感,能看到未來,看到希望。


02 June 2010

友誼

這是陳頌紅在信報201062日寫的文章,其中對友誼這問題提出了特別的觀點,節錄如下:

根據英國一項調查,成年人平均擁有十四個感情比較好的朋友,雖然感情深淺有異,但是大都是可以友誼永固的一輩子好友。在多變的社會環境下,不變的友誼令人抓住了安全感。不過,英國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University)社會學家Carol Smart指出,友誼同時會令人感到壓力、憤怒和帶來損害性的創傷。不過友情跟愛情不同之處是:當愛情走到盡頭,男女其中一方總會提出結束關係的建議,放生自己、放生對方,從此生生世世,各不相干。但是友情即使到了不再親密、不再有趣的地步,當時人都很難坦率地提出絕交的決定。即使感情不再,大家選擇做的,就是什麼也不做,讓它自我腐化,自行毀滅。因為友誼的道德範疇很強,直接提出絕交的一方,多數會有罪惡感,覺得自己出賣友人。而被拋棄的另一方,亦會有長時間的自我懷疑和感到被背叛、被傷害。Smart認為,對於尤其重視同性關係的女性,要她們主動提出絕交,幾乎是天方夜譚。加上女性向來喜歡跟好友分享最私密的心事,好友間知道的事情,絕對會比親人,甚至丈夫知道的更多。如果關係不再,她們會擔心自己的秘密得不到保障,處於被公開的危機中。所以,寧願採取逐漸疏遠的手法,由得那段友情不清不楚,都不想一手摧毀它。

25 May 2010

憲政演化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25日的文章,簡潔綜合各國的憲政演化,雖然不完全同意其觀點,但也值得節錄如下,像名茶般仔細品嘗:

現代國家要傳承久遠,必須結合國族主義、資本主義與憲政民主,三合為一,中國絕無例外。例外的,是結合的方式和演進的道路而已。憲政民主的實質演進,有兩大執行主體:家與藩,即是貴族世家與地方勢力。英國是兩者合一,分封地方的貴族世家制衡王權,演成憲政民主,近代由於階級意識形態對立而形成兩黨輪替執政。

美國是軍政或企業世家與地方勢力妥協,成聯邦式的憲政民主,也是兩黨輪替執政。德國的政商世家與牢固的地方自治傳統結合,形成多黨輪替及聯邦政府憲政。

日本是王權收拾藩鎮之後,由政商世家組成執政之自民黨,由於諸藩不存,而日本當年是弱國,必須集中國力建設,於是世家合縱而不分裂對立,以致自民黨一黨獨大,並無兩黨輪替。日本奠下的東方民主例子,中國也將追隨。

滿清覆亡,民國肇始,軍政世家、士宦世家、企業世家及省籍結盟的國民黨初期黨內結構,本來可以開展類似日本一黨獨大的集權統治,而後來軍閥割據的地方勢力制衡局面,也可締造聯邦中國。可惜,事過境遷。中共執政大陸之後,國民黨黨內及地方勢力制衡的局面不再,憲政的執行主體消失,民主也就遙遙無期。

中共走資數十年,高官子弟瓜分國財之後,憲政的執行主體浮現了:黨政世家及地方勢力。憲政之要旨,在於勢力制衡而締約和解。一旦黨政世家與地方勢力結合牢固,而黨中央的意旨必須與世家及地方妥協,憲政的締約關係便形成了。

目前在上海、天津、四川等地,世家已盤踞地方。而由於世家之浮財,來之不義,因此中國的憲政民主不可能有兩黨(或多黨)輪替之局面,否則將遭受清算迫害,憲政民主只能走一黨獨大而世家派系輪替的日本自民黨路線。一黨獨大之下,少數黨仍可獲得分配利益,免卻滋擾。

然則,此憲政民主之走向,仍然難關重重,隨時脫軌翻車。首先是共黨黨務正常化,即是黨員不是領取利益而是付出義務,必須參議、籌款等,如此黨務便由豪門世族主理,可以大幅砍削結構。其後,是黨政分家,政府正常化。

最後,是立憲與行憲。期間的時間愈充裕,國際局面愈穩定,則黨政世家施展金蟬脫殼、五鬼運財之術,向商政世家轉型的保障愈大。拖延、放慢,以至水到渠成。

此路線可安保黨政世家之財富及權力,短期來說,是不義的,長期來說是合義的。非此,中華之憲政遙遙無期。

香港的資本主義及小規模的地方憲政在港英殖民時代成型,香港的豪門世家不是中共黨內勢力的延伸,回歸之後中共的商政世家也無法取而代之(反而鬧出醜聞)。因此,香港特區之內急遽推行憲政民主,將與大陸的黨政結構脫軌,而香港世家假若在民主化之後執政得法,也會勾結域外勢力或發展出地方獨立意識而不斷滋擾大陸政府,例如以鬧獨立的方式苛索利益。即使中共規定香港不可有執政黨,特首不可有明顯黨政傾向,香港將來的執政世家也有可能繞過限制,而且一點不難:即使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港府高官也可以隨時由豪門世家收買。

為防範香港的政治獨立地位,中共甚至堅壁清野,架空廣東,用整肅貪污、輪調高官的方法,打擊廣東的黨政世家力量,使之不能壯大,卻放任北方省市的黨政世家力量集結。這是特殊顧慮下的中國南北政治了。

由於要等待大陸的憲政局面大定,也就是黨政世家安全向商政世家過渡而穩掌權力,中共必會香港拖慢民主進程。然而,投鼠忌器,中共也不會停止香港民主進程,以免違背中英國際承諾,也令國際社會認定中共不會民主化而實施圍堵政策。再者,香港的民主可化解民怨,中共也可吸取政治經驗。總之,以務實政治而言,香港的民主進程是緩慢的,但是必不可少的。


21 May 2010

香港中文常見毛病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21日的文章,點出香港中文常見的毛病,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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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文雅語言,卻是哭笑不得。父輩哲睿,子孫不堪重擔,於是多有頑劣反叛,放浪形骸者。文字早熟,子孫也會衰頹。中國在先秦兩漢已有璀璨文字,見諸典籍,令後世汗顏,不肖者只好視而不見,以夷為師。近世中文之零落,大抵可作如是觀之。英文在進化期間,丟失很多中古英語的格式語法,比起德文法文,英文易學,然而論到語法簡單,依然不及中文,中文是世上進化得最徹底的語言,幾乎可以說是早熟型的超級語文。早在漢代,中文已擺脫多音節語詞及形式語法的趨向,脫去很多格式語法的限制。擺脫格式語法限制之後,漢字隨之定型,開展出其他替代的功能來,令表達力更為強盛。也由於語法與字形配合,只須認得字義,即使是先秦兩漢的文章,毋須太多註譯,一看便懂。

例如中文沒了眾數(plural number)的s,便用實詞代替眾數,英文的國家country變為countries,中文不一定是「眾多國家」或者「國家們」,而是平義的各國、諸國,有蔑視意味的、不瞄一眼的萬國、萬邦(如唐代的萬邦來朝),有警惕意味的、歷歷在目的列國、甚至列強(如晚清時期的列國入侵)。同樣,中文沒了被動式(passive voice),不一定凡事都說「被」(be),而是有幸福意味的蒙、獲,中性的由、受、告、見,意味不幸的被、挨(捱)、遭、罹等。

可惜,今日的中文,返回蒙昧原始了。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坐西鐵往屯門,車廂播出港府教育局宣傳,說「原有的中學會考將會被新高中文憑試取代」,再說新的高中文憑試多好多好,之前卻用了個「被」字,出爾反爾,言不由衷,彷彿官府要為末代中學會考之廢除而鳴冤叫屈。中性的講法,書寫或口語,都可以用「原有的中學會考將由新高中文憑試取代」。那個「由」字,於教育局諸君,也許太古老了,怎不及一個「被」字時髦?

西風東漸,五四時代之後,中國文人提倡用西洋語法來規範白話中文,以致引入許多源自英文的語法虛詞。今日,中文變化多端的虛詞,被西化的語法虛詞取代了,國人不說列國、各國,而說眾多國家,甚至國家們;不說「香港有購物天堂之稱譽」,而說「香港被稱為購物天堂」。中文「返古」了,某些形式語法的功能恢復過來,變成英文在中國的A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迅速展開識字教育及知識啟蒙,也方便傳遞西洋學問,文人提倡「我手寫我口」,然則見諸文字,其實是「以中國之手,寫西洋之口」。如北方口語「我期待着」、「你有着不一樣的經驗」、「這意味着」、「你照着辦」,並非與英文的-ing等同,「着」字是虛詞,也有些實意,化為書面文字,有的要保留,有的要轉化,並不一定都要寫「着」。真的要寫事態進行,也不一定要用「着」字,可以用語態副詞此刻、之際、正在、刻在等等,代替機械的、來自-ing的西化詞「着」。

又如那個副詞「地」字,是來自英文的副詞尾綴-ly。北方口語「你要好好的做人」,明清白話小說會寫為「你要好好的做人」。「的」與「地」,都讀輕聲的di,表示商量的、減去權威的語氣襯詞而已,並無實義。書面寫為「你要好好做人」,損失的只是語氣,意思無損。白話文運動之後,便硬性規定將此語氣詞變為副詞尾綴的「地」字,「好好地」的那個「地」字,擺脫不得,中文成了英文的A貨了。

最近在中文系當老師,有位內地來港修課的學生,品評香港報紙專欄的「三及第」文章,獻上一句:「倪匡的專欄文字往往不按常規地出牌」,不禁莞爾。句如長蛇,西而不化,又囿於流俗比喻(「不按牌理出牌」)。化為中文,自是從容:「倪匡行文,不依定則,常有出格之語」。

同理,中文的「是」,也不是英文的is。我不願意,我是不願意,我是不願意的。三句意思相同,語氣不同。「是」乃語氣詞,並非語法詞。

內地天災頻仍,義工回港之後,報紙便充斥「分享災難經歷」之語。分有分享、分擔、分攤,述有講述、憶述、述說,這些都顧不上了,只是將share的動詞漢化,固定為「分享」。原本分享的構詞重心在「享」而不在「分」,西化之後,重心在「分」,享字無義,於是好事壞事都可以「分」了。英文廢了中文動詞的武功。反之,在market share一類的名詞,報紙仍懂得分辨,是「市場佔有」,而非「市場分享」。動詞廢武功,只留名詞辨識力,是近年中文的大病患。

18 May 2010

香港七十年代成功的經驗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11日的文章,總結了香港七十年代成功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節錄)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22 March 2010

龐加萊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

明報2010322 (節錄)


天才數學隱士佩雷爾曼(Grigori Perelman)幾年前破解了全球數學家百年來束手無策的 龐加萊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被喻世上最聰明的人。但他從此隱姓埋名,放棄領獎,寧可與母親過窮苦日子。

2000年,美國克雷數學研究所懸賞700萬美元,希望有人解開新千禧年七大數學難題,龐加萊猜想是其中之一。及至20103,研究所終公布,700萬美元獎金中的第一項100萬獎金,終於有首位得主,他就是現年44歲的俄籍數學家佩雷爾曼。

200203年間,佩雷爾曼在互聯網上張貼了幾頁簡短論文,破解了龐加萊猜想,引來數學界轟動。接下來的幾年,全球許多著名數學家努力驗證或補充佩雷爾曼的論文,承認他破解了難題。佩雷爾曼曾一度應邀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等與同行切磋,但之後就銷聲匿迹,不露面也不接受訪問。

2006年,佩雷爾曼因成功破解這難題,獲頒全球數學界最高殊榮菲爾茲獎,但他沒有出現,成為首位不接受此殊榮的人。迄今他仍不打算將其破解龐加萊猜想的解答,正式在科學期刊上發表。由於在權威期刊發表,是獲得克雷數學研究所100萬獎金的條件之一,因此外界曾猜測,佩雷爾曼不會得到研究所的獎賞,但迄今為止眾多數學家對其簡短論文的肯定,根本已毋須再在權威期刊發表以確認成果,研究所同意可以修改獲獎條件。儘管結果已公布,但佩雷爾曼會領獎嗎?克雷數學研究所的所長卡爾森僅向外界說:「他會在到期前讓我們知道。」他透露已聯絡上佩雷爾曼,但拒絕透露更多詳情。該研究所今年6月將與龐加萊研究所,在巴黎舉辦一場會議,慶祝龐加萊猜想得以破解。

龐加萊猜想由法國 數學家龐加萊在1904年提出。龐加萊猜想的本質,就是提出,任何一個三維空間,只要是沒有孔洞的,它就必然是一個球體;換句話來說,在一個封閉三維空間,假如每條封閉的曲線都能收縮成一點,這個空間一定是一個圓球。龐加萊猜想雖只是短短的幾行字,但卻困擾了數學界近100年,多年來都無法被證明。

同樣研究龐加萊猜想的中國數學家丘成桐,曾建議以地球作幻想。若我們用一條長繩圍繞地球表面,像繞毛線般繞圈,繞完後,讓繩子貼緊地球表面,慢慢收縮到某一點上。可以成功收縮成為一點的,就是個三維圓球。相反若以一條繩子圍繞一個杯子,由於有杯柄的阻礙,繩子就不能在貼緊杯面的情况下收縮到某一點,它就不是一個三維圓體。

30 January 2010

終審法院 前世今生

這篇文章的資料很珍貴,讓我們更了解香港早期的歷史。

信報2010年1月30日

作者:林思華

政府將終審法院列為保育中環的對象,到今天個人仍是感到有點茫然。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一向是我這個七十後港人的核心價值—記得當年念書時教科書也是這樣教我的—我想至少這一句不能算是殖民教育的荼毒吧。然後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回歸十多年,京官提出了三權合作論……當港人引以為傲的「三權互相制衡」備受「三權互相配合」的侵擾,在這年頭,提出「保育終審法院」,不禁令人聯想到「另一重」意義。

雖然筆者深信捍衞價值比保育建築重要,可是今天要說的畢竟是建築本身。為避免那些令人擔憂的聯想,我們還是說得精確點好了:政府要保育的是一幢建築,位於政府山上,「終審法院」是該建築現時的功能,而建築物本身,一般被稱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然而這仍不是其最原始的名字。這大樓原建於1842至43年,起初名為「莊士敦樓」。莊士敦是誰?

1841年1月26日,英國軍人義律上校(Charles Elliot)派兵佔領香港,一般認為自那天起,雖然未有港督,但香港已成為當時英國的屬土。留意義律只是派兵,並非率兵,義律的英軍登陸香港島後,名義上雖由義律出任香港的行政官,但他本人多留在澳門辦公。再者,義律畢竟是軍人,不能專注於香港事務,於是他任命一位代理行政官,這位代理人的名字,正是莊士敦(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只有在義律不在香港的期間,莊士敦才代理其職權。所以這位莊士敦的任期並不連續:分別是1841及1842年的6至12月。那兩年是香港的一道歷史夾縫:香港已由英國人管理,但仍不是英國殖民地。在這短暫的日子,莊士敦成了香港實務上的話事人,可說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行政官員(administrator)【註】。

原名莊士敦樓

現在各位大概猜到「莊士敦樓」的由來了,原初這大樓是為莊士敦而蓋的官邸,只是樓未建成,莊士敦的「大老闆」義律,卻已被「大大老闆」維多利亞女王召回,即事頭婆明言香港不再由義律管了。至於為何義律失去女王的信任甚至被召回,那可是另一個故事了……這兒就暫且按下不表。

英國政府派來接替義律的人,正是砵甸乍。砵甸乍於1841年抵港時還不是港督,起初砵甸乍因忙於跟滿清政府談判,仍需要不時離港,所以需要一個代理人。本來砵甸乍沿用「上手」留下的莊士敦作為代理,可惜砵甸乍不太讚賞莊士敦的表現。然後到了1843年,砵甸乍回來香港長駐,正式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這時正值莊士敦樓已落成,砵甸乍遂直接搬到裏面住,莊士敦樓就此成為總督的臨時府第。

失勢的莊士敦自然「無得留低」,只是這位可憐的先生,雖然,有幢以他命名的官邸,自己卻很可能連一晚也沒有在裏面睡過!

莊士敦樓建成時樓高兩層,及後擴建為三層,其時已設有地庫和兩個炮樓。

曾充當滙豐飯堂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亦一度住在莊士敦樓。直至1846年,戴維斯搬離莊士敦樓;後來港督府建成,莊士敦樓亦不用再當港督的「臨時屋」。其後大樓經歷多番易手,當過滙豐銀行飯堂及俄羅斯領事館。1879年,滙豐銀行董事庇利羅士成了大樓主人;到了1882年,大樓更名為「比更士菲樓」(Beaconsfield House),為的是紀念當時逝世不久的英國前首相狄士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他是拱北爵士(Lord Beaconsfield)。因此,華人在那時起稱莊士敦樓為「拱北樓」—請留意,滙豐銀行總行大廈後面亦曾經有另一幢建築物稱為「拱北行」(Beaconsfield House);雖然英語名稱一樣,但此Beaconsfield House不同彼Beaconsfield House。

說回政府山上的「拱北樓」吧, 1915年,法國巴黎的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購入拱北樓作為行政總部—傳說售價為38萬元。傳教會接管大樓後,作了大規模的重建,最明顯的改變,是在大樓的西北隅加建了一座圓頂小教堂。大樓外牆一塊小石碑上,刻有這項改建工程的竣工日期:1917年3月17日。另外,在大樓背後多了一安放聖像的壁龕,亦保留至今。

香港日治時期即「三年零八個月」期間(1941-1945),日軍曾經佔用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香港重光,當時香港輔政司詹遜(Franklin Charles Gimson)曾於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

1953年,香港政府購回大樓,最初為香港教育署總部,1965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其後,於1980年再成為香港最高法院所在地。1983年,大樓再改為香港政府新聞處辦公室,1989年被列入香港法定古蹟。1997年7月1日起,該大樓用作香港終審法院,直到現在。

大樓現時樓高三層,屬於新古典建築物,以花崗岩和紅磚蓋成。二樓和三樓有露天遊廊,現已封閉。至於大樓內部,則仍保留質佳工細的木樓梯、穹形屋頂、地下大堂的柱樑,以及天井等。大樓的斜坡,由花崗岩牆鞏固着,建於十九世紀,但部分石牆現已由一道更鞏固的新護土牆代替。

預計終審法院將於2014年左右搬遷,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將於數年後空出作活化再用。

滿載法官回憶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將於今年8月退休,早前於1月11日,李國能主持任內最後一次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他這樣說過(譯文):

「日後,我定會懷念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這個地方畢竟見證了法院的成長,還載有我在任內經歷挑戰的回憶。然而,我們都總是要邁步向前。」

李國能對「三權互相制衡」的堅持,我們不會忘記。建築也好,價值也好,想保留的話,總不能單靠一個人,而是要所有珍惜它們的人去捍衞。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也好,終審法院也好,在往後的日子,都要靠我們保護。 

註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G. B. Endacot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January 2010

What is in Google's mind? 谷歌的心裡想甚麼?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這句說話必成為2010年熱門名句。Google 的決定也必定成為2010年科技界,甚至跨界的頭號新聞。Sarah Lacy 提到,這也許是Google 在中國的市佔率無法超越百度,要找下台階。不過,不論您是甚麼種族或國籍,只要您看得懂這篇中文文章,也應該很清楚中國人的談判習慣,Google 這篇文章刊登後,Google 只會更被中國政府孤立,十年內休想再回到中國去。而且,Google 在中國的業務也不算很差,去年佔Google 全球營業額1%,而且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也有31%

我估計Google 的決定是深思熟慮的,雖然這只是 Google blog發表的觀點,但這是 The Official Google Blog,而且署名的David Drummond SVP,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Chief Legal Officer,在美國,類似的聲明由Chief Legal Officer作出,代表沒有收回的餘地。Google 的決定,並非單一原因,而是有一攬子的考慮,正如 Economist 說,搜尋器過濾問題和中國業務差勁,同樣都是原因,因為除了搜尋器可以有限度運作外,Google 其餘的服務,例如 YouTube, Picasa, Blogger等,一直都未能在中國運作。

此外,入侵Google系統的技術真的如Google自己所說的,是 "a highly sophisticated and targeted attack" (極精密及具針對性的入侵),情況可能極嚴重,可能危及Google中國以外的業務,所以只能選擇退出中國。

再者,Google也希望藉此機會表白,公司政策 "don't be evil" 不是說說便算,記得Google2006年因中國問題到美國國會聽證會嗎?中國的業務潛力多大,也不及歐美各國的業務重要,Google 根在美國,在計劃其業務時,不可能動搖其根基。我不打算在此討論中國政府與Google之間的立場誰對誰錯,即使Google完全認同中國要監控資訊流通,或認同搜尋器要過濾部分敏感 (中國官方的立場是 "有害") 字詞,Google的唯一選擇,仍然是歐美民眾的立場。中國人未來許多年的挑選,不是要改變個別機構或人對中國的觀感,而是要改變大部份人的觀感。如果中國政府還繼續強調其經濟發展的成功,只會更令其他價值觀已改變的人更反感。

林行止在《信報》提出,谷歌這次不按市場牌理出牌,說不定會從更闊大層面對中國大陸政府產生壓力, 綠壩事件便是一例。中共十六大之後,提倡人民要有知情權,2008年中國大陸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正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