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現代法律為何出現在西方？

信報林行止在2010年6月29日寫書評，看來《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是必看的好書。如果陳方正教授已在書中對此問題提供了一個全面的分析，則在我心中下一個問題，必定是：現代法律為何出現在西方？

節錄林行止的書評如下：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去年中出版，作者陳方正教授是物理學博士，卻長期致力於文史工作，成就卓著，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曾與劉殿爵（1921-2010）、何志華等教授合力編撰了一系列不下於四五十部中國古籍的逐字索引，又創辦學術雙月刊《二十一世紀》，予人以他是棄「理」從「文」的印象；看到《繼承與叛逆》的體大思精，然後意識從物理入門到科學思想發展的推衍論述，方正兄求真、求覺的辛勤治學，是一以貫之的文化人精誠，若以狹隘的文理分野來衡量，便未免「小器」甚至不合體統了。

現代科學為什麽沒在古時曾經科技發達的中國出現？這個因李約瑟提出而被稱為「李約瑟問題」的疑問，難倒不少學者且曾是不少著名經濟學者論及的命題，最早「題名」此問為「Needham Statement」的是英國經濟學名宿保丁（Kenneth E. Boulding, 1910-1993）；就是當時得令（現任世銀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於十多二十年前發表過一篇廣受引述的論文，題目便是不折不扣的：《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余英時教授在書序中說《繼承與叛逆》是一部「出色當行的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史」，那不是泛泛的客套話，而是出色史家的在行人語。書的內容嚴謹扎實、闡析分明，行文清簡扼要，使嚴肅的題材不覺艱澀，那是作者令人折服的另一方功力；三聯出版社出版、編校與插頁選圖俱極為用心，那是促成一本好書讀來恬暢的「起碼」卻並非易求的條件。

三十多年前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曾託友人到台灣「搶購」了約十一二冊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譯《中國科學科技史》），那是台灣盜版商翻印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主編共二十餘卷的其中一小部分，當時原書並未出全，事實是李約瑟於一九九五年去世時還未完全脫稿，大量工作是由編委小組在他死後分卷分冊付梓，至二○○四年才大功告成。筆者手上的「老翻」（翻版）亦只限於那十一二冊。那是綜覽中西科技交流和中國古代哲學流派的論述，理解不難，後來涉及數學天文的內容，筆者便如墮五里霧中，看不來也就提不起擁有全套作品的意興。

翻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開頭一二卷，別說未窺管豹，就是望其項背，也談不上，只能算是見識了一部皇皇巨制的磅礴「來」勢及其論述認真的慎徵博引。後來接觸談論「李約瑟問題」的文章，幾乎都是社會人文學界的評議，他們多是借此一問引申到中國人文文化的不同視角的探索；而方正兄力作所談的「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則是以「淵源有自」的觀點，帶出一部充實的西方科學史。對於同樣一「問」，慣看引申議論的縱橫捭闔，細讀《繼承與叛逆》便似拉韁勒馬、回望其來有自的歷史脈絡，細味知識累積與並非突如其來的發明與發見，情趣迥異。

《繼》書作者溯自古代文明傳統、循不同地域的文明起伏，追蹤科學發展的脈絡，指出以數學表達宇宙秩序的種籽源自愛琴海世界的自然哲學觀；輾轉至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的《原理》（《The Principia》 1687），則被形容為「現代科學革命的成果」（頁六○九）。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所牽動的龐大科學體系與舊時相比，雖然一脈相承，卻因歲月含英的千迴百轉（傳統的繼承），乖常悖異的咀華精煉而脫胎換骨。牛頓的「熔鑄之功」，高屋建瓴的視角（即其筆下讓他看得更遠的「巨人肩膀」），是結合先哲前賢的微積分學、新天文學與新動力學，集其大成而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大基礎！

引述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我們應當注意各種發明的力量、效果和影響，這就古人所未知的印刷、火藥和羅盤等三項而言，是再也顯著不過，因為這三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狀況」（頁六一五），突出《大滴定》的觀點：「從公元一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於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頁六二三）。《繼》書總結中國古代優勝的科技發明只是西方文明的「遠方厚禮」；而西學東漸，卻因中國本身文化根深，沒有適當和合催生的條件，當然無法產生大爆炸性的思想融合，所以中國實用科技的成就仍歸科技層次而生滅；繼往開來的普世科學「生命力」仍未具備足夠條件在中國結果開花。

中國與西方科學不同軌跡的探索，「李約瑟問題」順理消解，方正兄分絲析縷的論述，深入淺出；筆者看《繼承與叛逆》不屬輕鬆閱讀，但以付出的時間與進益相比，卻划算得令人雀躍。這是一部文化通識的上乘讀物，是提倡閱讀的讀書會、傳媒的閱讀節目和教育界須加注視並予推介的一本好書！

Hong Kong people among the world's unhappiest?

This is an article published on 14 July 2006.

Hong Kong people among the world's unhappiest

A tiny country formerly known as the New Hebrides topped the list of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 Now it is called Vanuatu, a place in the South Pacific, whose residents are Melanesians who settled there centuries ago.

The innovative global measure of progress, the Happy Planet Index,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and Friends of the Earth using three factors: life expectancy, human wellbeing and damage done via a country'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And despite its reputation of having one of the highest life expectancies in the world, Hong Kong is ranked 88th which clearly shows the level of stress and unhappiness that also outweighed its resistance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such as the seasonal visits of tropical storms and typhoons.

Vanuatu people who number around 209,000 is pretty much content with what they have. In a predominantly pastoral living, people are happy despite not having enough mineral resources or petroleum reserves that could bring dollars of development. In fact it is ranked 207th in terms of 233 countries in term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the way, I read hairdressers are the happiest people on the job.

Hong Kong may have goo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ts very low rate of graft and corruption and its children regularly top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xams worldwide, but these are not enough to keep people feel happy about living here.

Vanuatu is blessed with paradise-like beaches, unique rainforest and no income tax and even if the country is classified as poor, everyone has food to eat at every mealtime and do not worry if there are not enough tourists to fill its beaches and infuse a consumer-based tourism in the area.

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Notably rich countries like Denmark (112), Sweden (123), Finland (139) and Australia (154) are ranked on the lower half of the ladder. Canada couldn't crack the top 100 even if it's a dream destination to many immigrants.

Power cannot buy happiness. None of the G8 countries made it to the top 50 — with Italy ranked 66th, Germany 81st, Japan 95th, Canada 111th, the United Kingdom 108th, France 129th, the United States 150th and Russia 172nd.

The Philippines is a proud 17th despite Filipinos constantly whining about the inefficiency and corruption in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being hit by disasters of different types. This is a testament that everyone can be happy without the glitter of gold and thick wallets.

The more money you'll get the more you become insecure, unless you first know how to be happy without money. So why crave to have more money if you can't find happiness in there?

日本企業為什麼罕見富士康連續跳樓現象？

我不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但最近讀到一篇文章，由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官文娜寫的，很有參考價值，現節錄如下。

明報 2010年6月9日

筆者本人留學日本時對它的現代化生產流水線單調的、高效率的生產模式有過親身的體驗。但是日本企業卻罕見富士康連續跳樓現象，我認為這是因為日本超負荷生產模式的背後，有它特殊的「減壓閥」，這種「減壓閥」可以分為有兩類：

其一，當下的「減壓」。比如，每一個工作時間段（一個連續工作時間段）中間一定會有15到20分鐘的「停線」（關機）休息，公司備好免費的茶水，一塊小小的點心，讓員工可以休息、上洗手間，僅就這十幾二十分鐘的「調休」，可以立即紓緩當下的身心壓力。此外科長、室長，車間裏的班組長和「線長」經常在下班後與屬下員工去吃飯喝酒，還會定期如櫻花時節、每年8月份的盂蘭盆節以及每年年末的「忘年會」和新年會與屬下員工及家屬外出旅行，藉此溝通交流，拉近距離，紓緩緊張和壓力，這是日本企業文化的重要部分。可是在不同文化下，我們很多人無法理解，卻誤認為日本的員工下班後還要陪老闆喝酒。相反在日本，妻子如果看到丈夫每天下班馬上回家，就會認為丈夫在單位沒有人氣，被人嫌棄，沒出息。

日本公司對員工的人文關懷在17、18世紀早期的家族企業中已有例可循。日本住友企業1750年的家法明文規定：新舊員工一律平等相待，並要特別關照生病的員工，否則就是對企業、對老闆的不忠。可見日本生產線上「家長」式威嚴管理之外，作為「家長」還有關愛「子女」的一面。我們的企業對員工就缺少那種對子女的「關愛」。要注意的是這種關愛絕不是文字和語言上的，而是與上文所說的具體行為相呼應的。

其二，日本企業持續發展有「三大寶」：「終身僱傭制」，給員工以終身的安全感和歸宿感；「年功序列制」，在經濟上和職務上有明確的、可望可及的期待；「勞動組合」即員工自己的工會，任何一個企業，都一定會出現勞資衝突，工會的作用就是代表員工與資方交涉，在交涉中時有罷工這樣相對激烈的衝突出現，特別是每年3月底、4月初日本新舊年度交接期，都會有「勞動組合」組織的罷工，叫「春鬥」。這是一種正常的員工抗爭，與富士康年輕員工無奈之下的跳樓自殺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近年筆者查閱日本住友史料時，就曾看到一本厚厚的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組合」組織的所有罷工記載。

這裏要說明的是，19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不景氣，一直看不到回升的迹象，於是在小泉純一郎 內閣時期，日本一度轉向學習美國 ，廢除日本企業管理文化的「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和「勞動組合」「三大寶」，可是很快社會治安出問題，看不到希望、沒有未來的人開始煩躁不安，無目標的殺人事件時有發生；公司出現新員工的頻繁「跳槽」，公司上層開始抱怨員工的跳槽，不僅損失了培養人才的費用，還常常出現技術人才不濟。於是近年來日本社會又出現回歸日本本土企業文化的趨勢，2008年3、4月筆者到日本出差，正值新舊年度交接期，各新聞界報道企業正式員工（終身制員工）的比率上調的新聞頻頻出現。今年4月關西地區的一個大企業的社長就公開宣布公司全面恢復「終身僱傭制」。

分析日本企業文化的「三大寶」我們可以看到對下屬員工人文關懷的核心在於對員工人格的尊重。筆者今年1月曾拜訪住友法人財團的常務理事宮川康雄和另兩位部長，當我問及日本企業是如何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心時，宮川回答只有兩條：一是我們實行「終身僱傭制」；二是我們尊重所有員工。這種尊重首先是讓員工在你的企業裏感到安心，有歸屬感，能看到未來，看到希望。

友誼

這是陳頌紅在信報2010年6月2日寫的文章，其中對友誼這問題提出了特別的觀點，節錄如下：

根據英國一項調查，成年人平均擁有十四個感情比較好的朋友，雖然感情深淺有異，但是大都是可以友誼永固的一輩子好友。在多變的社會環境下，不變的友誼令人抓住了安全感。不過，英國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University）社會學家Carol Smart指出，友誼同時會令人感到壓力、憤怒和帶來損害性的創傷。不過友情跟愛情不同之處是：當愛情走到盡頭，男女其中一方總會提出結束關係的建議，放生自己、放生對方，從此生生世世，各不相干。但是友情即使到了不再親密、不再有趣的地步，當時人都很難坦率地提出絕交的決定。即使感情不再，大家選擇做的，就是什麼也不做，讓它自我腐化，自行毀滅。因為友誼的道德範疇很強，直接提出絕交的一方，多數會有罪惡感，覺得自己出賣友人。而被拋棄的另一方，亦會有長時間的自我懷疑和感到被背叛、被傷害。Smart認為，對於尤其重視同性關係的女性，要她們主動提出絕交，幾乎是天方夜譚。加上女性向來喜歡跟好友分享最私密的心事，好友間知道的事情，絕對會比親人，甚至丈夫知道的更多。如果關係不再，她們會擔心自己的秘密得不到保障，處於被公開的危機中。所以，寧願採取逐漸疏遠的手法，由得那段友情不清不楚，都不想一手摧毀它。

憲政演化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25日的文章，簡潔綜合各國的憲政演化，雖然不完全同意其觀點，但也值得節錄如下，像名茶般仔細品嘗：

現代國家要傳承久遠，必須結合國族主義、資本主義與憲政民主，三合為一，中國絕無例外。例外的，是結合的方式和演進的道路而已。憲政民主的實質演進，有兩大執行主體：家與藩，即是貴族世家與地方勢力。英國是兩者合一，分封地方的貴族世家制衡王權，演成憲政民主，近代由於階級意識形態對立而形成兩黨輪替執政。

美國是軍政或企業世家與地方勢力妥協，成聯邦式的憲政民主，也是兩黨輪替執政。德國的政商世家與牢固的地方自治傳統結合，形成多黨輪替及聯邦政府憲政。

日本是王權收拾藩鎮之後，由政商世家組成執政之自民黨，由於諸藩不存，而日本當年是弱國，必須集中國力建設，於是世家合縱而不分裂對立，以致自民黨一黨獨大，並無兩黨輪替。日本奠下的東方民主例子，中國也將追隨。

滿清覆亡，民國肇始，軍政世家、士宦世家、企業世家及省籍結盟的國民黨初期黨內結構，本來可以開展類似日本一黨獨大的集權統治，而後來軍閥割據的地方勢力制衡局面，也可締造聯邦中國。可惜，事過境遷。中共執政大陸之後，國民黨黨內及地方勢力制衡的局面不再，憲政的執行主體消失，民主也就遙遙無期。

中共走資數十年，高官子弟瓜分國財之後，憲政的執行主體浮現了：黨政世家及地方勢力。憲政之要旨，在於勢力制衡而締約和解。一旦黨政世家與地方勢力結合牢固，而黨中央的意旨必須與世家及地方妥協，憲政的締約關係便形成了。

目前在上海、天津、四川等地，世家已盤踞地方。而由於世家之浮財，來之不義，因此中國的憲政民主不可能有兩黨（或多黨）輪替之局面，否則將遭受清算迫害，憲政民主只能走一黨獨大而世家派系輪替的日本自民黨路線。一黨獨大之下，少數黨仍可獲得分配利益，免卻滋擾。

然則，此憲政民主之走向，仍然難關重重，隨時脫軌翻車。首先是共黨黨務正常化，即是黨員不是領取利益而是付出義務，必須參議、籌款等，如此黨務便由豪門世族主理，可以大幅砍削結構。其後，是黨政分家，政府正常化。

最後，是立憲與行憲。期間的時間愈充裕，國際局面愈穩定，則黨政世家施展金蟬脫殼、五鬼運財之術，向商政世家轉型的保障愈大。拖延、放慢，以至水到渠成。

此路線可安保黨政世家之財富及權力，短期來說，是不義的，長期來說是合義的。非此，中華之憲政遙遙無期。

香港的資本主義及小規模的地方憲政在港英殖民時代成型，香港的豪門世家不是中共黨內勢力的延伸，回歸之後中共的商政世家也無法取而代之（反而鬧出醜聞）。因此，香港特區之內急遽推行憲政民主，將與大陸的黨政結構脫軌，而香港世家假若在民主化之後執政得法，也會勾結域外勢力或發展出地方獨立意識而不斷滋擾大陸政府，例如以鬧獨立的方式苛索利益。即使中共規定香港不可有執政黨，特首不可有明顯黨政傾向，香港將來的執政世家也有可能繞過限制，而且一點不難：即使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港府高官也可以隨時由豪門世家收買。

為防範香港的政治獨立地位，中共甚至堅壁清野，架空廣東，用整肅貪污、輪調高官的方法，打擊廣東的黨政世家力量，使之不能壯大，卻放任北方省市的黨政世家力量集結。這是特殊顧慮下的中國南北政治了。

由於要等待大陸的憲政局面大定，也就是黨政世家安全向商政世家過渡而穩掌權力，中共必會香港拖慢民主進程。然而，投鼠忌器，中共也不會停止香港民主進程，以免違背中英國際承諾，也令國際社會認定中共不會民主化而實施圍堵政策。再者，香港的民主可化解民怨，中共也可吸取政治經驗。總之，以務實政治而言，香港的民主進程是緩慢的，但是必不可少的。

香港中文常見毛病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21日的文章，點出香港中文常見的毛病，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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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文雅語言，卻是哭笑不得。父輩哲睿，子孫不堪重擔，於是多有頑劣反叛，放浪形骸者。文字早熟，子孫也會衰頹。中國在先秦兩漢已有璀璨文字，見諸典籍，令後世汗顏，不肖者只好視而不見，以夷為師。近世中文之零落，大抵可作如是觀之。英文在進化期間，丟失很多中古英語的格式語法，比起德文法文，英文易學，然而論到語法簡單，依然不及中文，中文是世上進化得最徹底的語言，幾乎可以說是早熟型的超級語文。早在漢代，中文已擺脫多音節語詞及形式語法的趨向，脫去很多格式語法的限制。擺脫格式語法限制之後，漢字隨之定型，開展出其他替代的功能來，令表達力更為強盛。也由於語法與字形配合，只須認得字義，即使是先秦兩漢的文章，毋須太多註譯，一看便懂。

例如中文沒了眾數（plural number）的s，便用實詞代替眾數，英文的國家country變為countries，中文不一定是「眾多國家」或者「國家們」，而是平義的各國、諸國，有蔑視意味的、不瞄一眼的萬國、萬邦（如唐代的萬邦來朝），有警惕意味的、歷歷在目的列國、甚至列強（如晚清時期的列國入侵）。同樣，中文沒了被動式（passive voice），不一定凡事都說「被」（be），而是有幸福意味的蒙、獲，中性的由、受、告、見，意味不幸的被、挨（捱）、遭、罹等。

可惜，今日的中文，返回蒙昧原始了。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坐西鐵往屯門，車廂播出港府教育局宣傳，說「原有的中學會考將會被新高中文憑試取代」，再說新的高中文憑試多好多好，之前卻用了個「被」字，出爾反爾，言不由衷，彷彿官府要為末代中學會考之廢除而鳴冤叫屈。中性的講法，書寫或口語，都可以用「原有的中學會考將由新高中文憑試取代」。那個「由」字，於教育局諸君，也許太古老了，怎不及一個「被」字時髦？

西風東漸，五四時代之後，中國文人提倡用西洋語法來規範白話中文，以致引入許多源自英文的語法虛詞。今日，中文變化多端的虛詞，被西化的語法虛詞取代了，國人不說列國、各國，而說眾多國家，甚至國家們；不說「香港有購物天堂之稱譽」，而說「香港被稱為購物天堂」。中文「返古」了，某些形式語法的功能恢復過來，變成英文在中國的A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迅速展開識字教育及知識啟蒙，也方便傳遞西洋學問，文人提倡「我手寫我口」，然則見諸文字，其實是「以中國之手，寫西洋之口」。如北方口語「我期待着」、「你有着不一樣的經驗」、「這意味着」、「你照着辦」，並非與英文的-ing等同，「着」字是虛詞，也有些實意，化為書面文字，有的要保留，有的要轉化，並不一定都要寫「着」。真的要寫事態進行，也不一定要用「着」字，可以用語態副詞此刻、之際、正在、刻在等等，代替機械的、來自-ing的西化詞「着」。

又如那個副詞「地」字，是來自英文的副詞尾綴-ly。北方口語「你要好好的做人」，明清白話小說會寫為「你要好好的做人」。「的」與「地」，都讀輕聲的di，表示商量的、減去權威的語氣襯詞而已，並無實義。書面寫為「你要好好做人」，損失的只是語氣，意思無損。白話文運動之後，便硬性規定將此語氣詞變為副詞尾綴的「地」字，「好好地」的那個「地」字，擺脫不得，中文成了英文的A貨了。

最近在中文系當老師，有位內地來港修課的學生，品評香港報紙專欄的「三及第」文章，獻上一句：「倪匡的專欄文字往往不按常規地出牌」，不禁莞爾。句如長蛇，西而不化，又囿於流俗比喻（「不按牌理出牌」）。化為中文，自是從容：「倪匡行文，不依定則，常有出格之語」。

同理，中文的「是」，也不是英文的is。我不願意，我是不願意，我是不願意的。三句意思相同，語氣不同。「是」乃語氣詞，並非語法詞。

內地天災頻仍，義工回港之後，報紙便充斥「分享災難經歷」之語。分有分享、分擔、分攤，述有講述、憶述、述說，這些都顧不上了，只是將share的動詞漢化，固定為「分享」。原本分享的構詞重心在「享」而不在「分」，西化之後，重心在「分」，享字無義，於是好事壞事都可以「分」了。英文廢了中文動詞的武功。反之，在market share一類的名詞，報紙仍懂得分辨，是「市場佔有」，而非「市場分享」。動詞廢武功，只留名詞辨識力，是近年中文的大病患。

香港七十年代成功的經驗

陳雲在信報2010年5月11日的文章，總結了香港七十年代成功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節錄)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龐加萊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

明報2010年3月22日 (節錄)

天才數學隱士佩雷爾曼（Grigori Perelman）幾年前破解了全球數學家百年來束手無策的 “龐加萊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被喻世上最聰明的人。但他從此隱姓埋名，放棄領獎，寧可與母親過窮苦日子。

2000年，美國克雷數學研究所懸賞700萬美元，希望有人解開新千禧年七大數學難題，龐加萊猜想是其中之一。及至2010年3月，研究所終公布，700萬美元獎金中的第一項100萬獎金，終於有首位得主，他就是現年44歲的俄籍數學家佩雷爾曼。

2002至03年間，佩雷爾曼在互聯網上張貼了幾頁簡短論文，破解了龐加萊猜想，引來數學界轟動。接下來的幾年，全球許多著名數學家努力驗證或補充佩雷爾曼的論文，承認他破解了難題。佩雷爾曼曾一度應邀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等與同行切磋，但之後就銷聲匿迹，不露面也不接受訪問。

2006年，佩雷爾曼因成功破解這難題，獲頒全球數學界最高殊榮菲爾茲獎，但他沒有出現，成為首位不接受此殊榮的人。迄今他仍不打算將其破解龐加萊猜想的解答，正式在科學期刊上發表。由於在權威期刊發表，是獲得克雷數學研究所100萬獎金的條件之一，因此外界曾猜測，佩雷爾曼不會得到研究所的獎賞，但迄今為止眾多數學家對其簡短論文的肯定，根本已毋須再在權威期刊發表以確認成果，研究所同意可以修改獲獎條件。儘管結果已公布，但佩雷爾曼會領獎嗎？克雷數學研究所的所長卡爾森僅向外界說：「他會在到期前讓我們知道。」他透露已聯絡上佩雷爾曼，但拒絕透露更多詳情。該研究所今年6月將與龐加萊研究所，在巴黎舉辦一場會議，慶祝龐加萊猜想得以破解。

龐加萊猜想由法國 數學家龐加萊在1904年提出。龐加萊猜想的本質，就是提出，任何一個三維空間，只要是沒有孔洞的，它就必然是一個球體；換句話來說，在一個封閉三維空間，假如每條封閉的曲線都能收縮成一點，這個空間一定是一個圓球。龐加萊猜想雖只是短短的幾行字，但卻困擾了數學界近100年，多年來都無法被證明。

同樣研究龐加萊猜想的中國數學家丘成桐，曾建議以地球作幻想。若我們用一條長繩圍繞地球表面，像繞毛線般繞圈，繞完後，讓繩子貼緊地球表面，慢慢收縮到某一點上。可以成功收縮成為一點的，就是個三維圓球。相反若以一條繩子圍繞一個杯子，由於有杯柄的阻礙，繩子就不能在貼緊杯面的情况下收縮到某一點，它就不是一個三維圓體。

終審法院 前世今生

這篇文章的資料很珍貴，讓我們更了解香港早期的歷史。

信報2010年1月30日

作者：林思華

政府將終審法院列為保育中環的對象，到今天個人仍是感到有點茫然。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一向是我這個七十後港人的核心價值—記得當年念書時教科書也是這樣教我的—我想至少這一句不能算是殖民教育的荼毒吧。然後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回歸十多年，京官提出了三權合作論……當港人引以為傲的「三權互相制衡」備受「三權互相配合」的侵擾，在這年頭，提出「保育終審法院」，不禁令人聯想到「另一重」意義。

雖然筆者深信捍衞價值比保育建築重要，可是今天要說的畢竟是建築本身。為避免那些令人擔憂的聯想，我們還是說得精確點好了：政府要保育的是一幢建築，位於政府山上，「終審法院」是該建築現時的功能，而建築物本身，一般被稱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然而這仍不是其最原始的名字。這大樓原建於1842至43年，起初名為「莊士敦樓」。莊士敦是誰？

1841年1月26日，英國軍人義律上校（Charles Elliot）派兵佔領香港，一般認為自那天起，雖然未有港督，但香港已成為當時英國的屬土。留意義律只是派兵，並非率兵，義律的英軍登陸香港島後，名義上雖由義律出任香港的行政官，但他本人多留在澳門辦公。再者，義律畢竟是軍人，不能專注於香港事務，於是他任命一位代理行政官，這位代理人的名字，正是莊士敦（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只有在義律不在香港的期間，莊士敦才代理其職權。所以這位莊士敦的任期並不連續：分別是1841及1842年的6至12月。那兩年是香港的一道歷史夾縫：香港已由英國人管理，但仍不是英國殖民地。在這短暫的日子，莊士敦成了香港實務上的話事人，可說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行政官員（administrator）【註】。

原名莊士敦樓

現在各位大概猜到「莊士敦樓」的由來了，原初這大樓是為莊士敦而蓋的官邸，只是樓未建成，莊士敦的「大老闆」義律，卻已被「大大老闆」維多利亞女王召回，即事頭婆明言香港不再由義律管了。至於為何義律失去女王的信任甚至被召回，那可是另一個故事了……這兒就暫且按下不表。

英國政府派來接替義律的人，正是砵甸乍。砵甸乍於1841年抵港時還不是港督，起初砵甸乍因忙於跟滿清政府談判，仍需要不時離港，所以需要一個代理人。本來砵甸乍沿用「上手」留下的莊士敦作為代理，可惜砵甸乍不太讚賞莊士敦的表現。然後到了1843年，砵甸乍回來香港長駐，正式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這時正值莊士敦樓已落成，砵甸乍遂直接搬到裏面住，莊士敦樓就此成為總督的臨時府第。

失勢的莊士敦自然「無得留低」，只是這位可憐的先生，雖然，有幢以他命名的官邸，自己卻很可能連一晚也沒有在裏面睡過！

莊士敦樓建成時樓高兩層，及後擴建為三層，其時已設有地庫和兩個炮樓。

曾充當滙豐飯堂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亦一度住在莊士敦樓。直至1846年，戴維斯搬離莊士敦樓；後來港督府建成，莊士敦樓亦不用再當港督的「臨時屋」。其後大樓經歷多番易手，當過滙豐銀行飯堂及俄羅斯領事館。1879年，滙豐銀行董事庇利羅士成了大樓主人；到了1882年，大樓更名為「比更士菲樓」（Beaconsfield House），為的是紀念當時逝世不久的英國前首相狄士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他是拱北爵士（Lord Beaconsfield）。因此，華人在那時起稱莊士敦樓為「拱北樓」—請留意，滙豐銀行總行大廈後面亦曾經有另一幢建築物稱為「拱北行」（Beaconsfield House）；雖然英語名稱一樣，但此Beaconsfield House不同彼Beaconsfield House。

說回政府山上的「拱北樓」吧， 1915年，法國巴黎的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購入拱北樓作為行政總部—傳說售價為38萬元。傳教會接管大樓後，作了大規模的重建，最明顯的改變，是在大樓的西北隅加建了一座圓頂小教堂。大樓外牆一塊小石碑上，刻有這項改建工程的竣工日期：1917年3月17日。另外，在大樓背後多了一安放聖像的壁龕，亦保留至今。

香港日治時期即「三年零八個月」期間（1941-1945），日軍曾經佔用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香港重光，當時香港輔政司詹遜（Franklin Charles Gimson）曾於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

1953年，香港政府購回大樓，最初為香港教育署總部，1965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其後，於1980年再成為香港最高法院所在地。1983年，大樓再改為香港政府新聞處辦公室，1989年被列入香港法定古蹟。1997年7月1日起，該大樓用作香港終審法院，直到現在。

大樓現時樓高三層，屬於新古典建築物，以花崗岩和紅磚蓋成。二樓和三樓有露天遊廊，現已封閉。至於大樓內部，則仍保留質佳工細的木樓梯、穹形屋頂、地下大堂的柱樑，以及天井等。大樓的斜坡，由花崗岩牆鞏固着，建於十九世紀，但部分石牆現已由一道更鞏固的新護土牆代替。

預計終審法院將於2014年左右搬遷，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將於數年後空出作活化再用。

滿載法官回憶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將於今年8月退休，早前於1月11日，李國能主持任內最後一次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他這樣說過（譯文）：

「日後，我定會懷念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這個地方畢竟見證了法院的成長，還載有我在任內經歷挑戰的回憶。然而，我們都總是要邁步向前。」

李國能對「三權互相制衡」的堅持，我們不會忘記。建築也好，價值也好，想保留的話，總不能單靠一個人，而是要所有珍惜它們的人去捍衞。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也好，終審法院也好，在往後的日子，都要靠我們保護。　

註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G. B. Endacot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What is in Google's mind? 谷歌的心裡想甚麼？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這句說話必成為2010年熱門名句。Google 的決定也必定成為2010年科技界，甚至跨界的頭號新聞。Sarah Lacy 提到，這也許是Google 在中國的市佔率無法超越百度，要找下台階。不過，不論您是甚麼種族或國籍，只要您看得懂這篇中文文章，也應該很清楚中國人的談判習慣，Google 這篇文章刊登後，Google 只會更被中國政府孤立，十年內休想再回到中國去。而且，Google 在中國的業務也不算很差，去年佔Google 全球營業額1%，而且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也有31%。

我估計Google 的決定是深思熟慮的，雖然這只是 Google 在 blog發表的觀點，但這是 The Official Google Blog，而且署名的David Drummond 是 SVP,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Chief Legal Officer，在美國，類似的聲明由Chief Legal Officer作出，代表沒有收回的餘地。Google 的決定，並非單一原因，而是有一攬子的考慮，正如 Economist 說，搜尋器過濾問題和中國業務差勁，同樣都是原因，因為除了搜尋器可以有限度運作外，Google 其餘的服務，例如 YouTube, Picasa, Blogger等，一直都未能在中國運作。

此外，入侵Google系統的技術真的如Google自己所說的，是 "a highly sophisticated and targeted attack" (極精密及具針對性的入侵)，情況可能極嚴重，可能危及Google中國以外的業務，所以只能選擇退出中國。

再者，Google也希望藉此機會表白，公司政策 "don't be evil" 不是說說便算，記得Google在2006年因中國問題到美國國會聽證會嗎？中國的業務潛力多大，也不及歐美各國的業務重要，Google 根在美國，在計劃其業務時，不可能動搖其根基。我不打算在此討論中國政府與Google之間的立場誰對誰錯，即使Google完全認同中國要監控資訊流通，或認同搜尋器要過濾部分敏感 (中國官方的立場是 "有害") 字詞，Google的唯一選擇，仍然是歐美民眾的立場。中國人未來許多年的挑選，不是要改變個別機構或人對中國的觀感，而是要改變大部份人的觀感。如果中國政府還繼續強調其經濟發展的成功，只會更令其他價值觀已改變的人更反感。

林行止在《信報》提出，谷歌這次不按市場牌理出牌，說不定會從更闊大層面對中國大陸政府產生壓力， “綠壩事件”便是一例。中共十六大之後，提倡人民要有知情權，2008年中國大陸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正面的發展。

再見2009年

一年將盡，但回望過去，主的恩典不盡！ 由於承接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過去兩、三年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但這份特殊工作令我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感，也意外地學習了很多翻譯的技巧，感謝主！來年希望可以盡量休息，多點運動，多些與朋友聚舊，正如幾天前黎家翹牧師的講道說，我們要在安息中跟從主 。 過去幾年雖然忙得缺乏運動，但最近驗身，我和太太都一切安好，只有主的保守才有如此結果。也順祝大家健康！ 雖然過去工作忙碌，但過去兩年也可以與家人和三五知己到澳洲、泰國等地外遊，感謝主給我好的旅伴和外遊的時間。希望今年可以有更多時間旅遊，親眼欣賞天父創造的各地美景！ 恩典讓我的記憶只剩下快樂，忘記過去的傷痛，在此向2009年說聲再見！

Albert Einstein

The scientist whom I respect most is Albert Einstein. Among his many innovat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theories, one of which should perhaps make him “the father of digital imaging”.

In December 2009 Willard S. Boyle and George E. Smith accepted a Nobel Prize in Physics for their work on the first digital image sensor, the charge-coupled device (CCD). When light passes through a camera's lens, it hits the CCD's photoelectric cells which convert that light into electrons. The more light a photocell is exposed to, the more electrons it holds. This effect, known as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earned Albert Einstein a Nobel Prize in 1921. This is the technology that makes digital imaging possible.

Boyle and Smith first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the CCD as a form of electronic memory at Bell Labs in 1969, 14 years after Einstein passed away. The first prototype digital camera to include a 10000 pixel CCD was invented by Kodak in 1975. Sony made their first digital camera, known as Mavica (Magnetic Video Camera) with a 0.28 million-pixel CCD in 1981. Canon first marketed their 0.1 million-pixel CCD digital camera (RC-701) in 1981. Nikon built their first prototype SVC (still video camera) with a 0.3 million-pixel CCD in 1986.

女人心、海底針？

信報 2009年9月16日
陳頌紅
(節錄)

我曾經在港鐵車廂中親眼看到、聽到一對情侶有以下對話。女的質問男的：「為什麼你真的沒有買手信給我？」男的愕視她：「是你自己跟我說的，我出外公幹一定夠忙了，不用再花時間買東西給你。」女的說：「我這樣說是想你覺得我是一個很體貼的女朋友。若你是想念我的，無論你有多忙，也會騰出一點時間去買東西送我。」男的顯得不耐煩了，「既然你根本是想我給你買手信，就不必扮成很體諒似的。真令人莫名其妙！」女的尖起聲音道：「因為我以為無論我說什麼，你都一定會買東西送我，為什麼你不懂我？」

有時候女人的確很難懂。2009年一月號的《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刊登了美國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一項研究，指出男人，甚至女人，有時的確很難理解女人的想法。研究人員讓五十四名男女受試者觀看二十四條極速約會（speed dating）的錄影片段。然後受試者要回答「你認為片段中的男子對那女子可有興趣」以及「你認為那女的對男的又可有興趣」兩條問題（答案早由片段中的男女提供）。結果並不出乎意料之外，男女受試者都可輕易猜到片段中男子對女子有沒有興趣，但反過來要猜片段中的女人心事時，女受試者的成績略高（但也不全對），本身在拍拖或同居中的男性受試者，成績比其他單身男性受試者好一點。大部分男受試者基本上都是一頭霧水，看不懂女人到底想怎樣。

研究人員指出，約會的背後，女性有一種生物驅策力，是要找一個她們認為最好的配偶。為了保護自己，她們會表現得模稜兩可，甚少在短時間內表現出心裏面真正所想。這樣一來，男性便得花更多時間和精力去討好她們，她們便可以趁機了解對方。這種心理已化成潛意識應用在生活上，所以女人心才會有如海底針。

Number Discrepancies in Old Testament History

(Source: http://www.gospelway.com/topics/bible/number-discrepancies.php)

The Bible is often attacked by critics, especially regarding books of Old Testament history, because of obvious discrepancies between numbers given in some Bible accounts as compared to parallel passages in other accounts. Several such instances could be considered, but we will focus on four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oup: (1) the number of arms-bearing men in Judah and Israel (cf. 2 Samuel 24:9 to 1 Chronicles 21:5); (2) the number of Syrian charioteers slain by David (cf. 2 Samuel 10:18 to 1 Chronicles 19:18); (3) the number of stalls in Solomon’s stables (cf. 1 Kings 4:26 to 2 Chronicles 9:25); (4) the number of baths in the "molten sea" (cf. 1 Kings 7:23,26 to 2 Chronicles 4:5).

Note to begin with that these discrepancies are unconvincing as evidence against Bible inspiration simply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so obvious and glaring! Had these variations existed at the time the Old Testament books were written, surely the writers themselves would have noticed them. Even if they were uninspired, they would have corrected such glaring differences. This of itself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s did not exist when the Bible was written but must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text in later years.

Each of these controversies can be resolved by understanding one fundamental fact about the Hebrew numbering system. The Jews, instead of writing numbers out in word form, often simply used a numeral to indicate a quantity. Many of their symbols resembled one another very closely, the distinctions sometimes being based on such minor details as a dot or a variation in the width or length of a certain part of the figure.

Since the Holy Spirit guided the writers, the numbers in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uld have been written identically in each of the parallel verses. However,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these manuscripts no doubt faded or became smudged so that, when later copies were made, certain symbols might easily have been mistaken for others. Combine this with the fact that the copyists and translators of the scriptures were themselves fallible and uninspired, and it becomes quite plausible for errors to have entered the text which we today would have no way of correcting.

Adam Clarke makes this point as follows:

To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m [the number discrepancies] in every part is lost labour; better at once acknowledge what cannot be successfully denied, that although the original writers of the Old Testament wrot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ivine Spirit, yet we are not told that the same influence descended on all copiers of their words…(Vol. II, page 378) [emphasis Clarke’s] ,

Although other solutions have been offered for most of these controversies, this one basic argument seems to be the most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n almost every case.

In closing, we emphasize that no issue can be proved to be a contradiction until there is no possible, logical answer for it. In this case, when the facts are understood, the amazing thing is that we have so few such difficulties in the Bible as compared to other ancient literature. Finally, and most important, we note that not one of these disputed passages deals with points of doctrine or with commands that are essential to human redemption.

Bibliography

Clarke, Adam. Holy Bible with Commentary and Critical Notes. Old Testament, Vol. II. Nashville: Abingdon-Cokesbury Press, 1826.

Haley, John W. An Examination of the Alleged Discrepancies of the Bible. Nashville: B. C. Goodpasture, 1958.

Keil, C. F. and F. Delitzsch.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James Martin. Vol. VI.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0

甚麼是重要? 甚麼可以妥協?

這篇文章示範輔導的其中一種方法，值得存起來。

2009年9月3日信報
什麼是重要的，什麼可以妥協
鮑慧兒

Annie 是我的中學同學，本來書念得不錯，但家裏經濟情況不好，她是大女兒，中學畢業後選擇走進社會，幫助弟妹完成學業，弟妹完成了大學各自找到了工作後。 Annie感覺自己責任完成，找了一位很有上進心的男友結婚，我們同學都為她高興。

結婚幾年，兩口子決定自己創業。他的老公主外，負責發展業務、銷售、客戶關係；她主內，負責一切文書、行政、財務、人事管理等事務，她老公做事大膽，對他們的行業有深厚的認識，雄心勃勃，決心要做一番事業。
像一切創業的人一樣，初時做得很辛苦，但一年一年下來，他們的努力開始得到回報，那時是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他們的公司坐上這經濟快車，生意愈做愈大，Annie工作還是很忙，跟很多創業家一樣，她與老公很多事仍然親力親為，錢沒時間花，就買名牌衣服、珠寶，走出來活脫脫的像一個闊太太一樣。

我們女同學都開玩笑地跟她說，我們真笨，念什麼大學，應該學她一樣，專心挑一個會賺錢的老公就好了。Annie說，不要忘了我可不是坐在家裏享清福哦，我每天工作的時間比你們還長。我老公是二十四小時都諗着生意的人，回到家，想到什麼點子，什麼跟公司有關的東西，就要找我說，可能的話，他恨不得我立即開始做，經常凌晨還不能上床。到外地見客，他見完客就回酒店，甚至直接到機場！什麼景點也不去，飯也是在酒店裏吃，悶死人。以前未嫁的時候，還可以去旅遊購物，現在經常出門，但東西都是在香港買的。我不知多羨慕你們，可以結伴旅遊，有空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們都安慰她說，你老公現在是拚搏期，老了應該會不一樣，退休後再玩也不遲，Annie說，希望是這樣吧！
但人是會變的。Annie的老公，五十歲一過，就發生了中年危機，竟然「搭上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客戶的女員工，那位女員工一心要「坐正」，竟然跟Annie說希望她「讓路」。Annie是一個脾氣硬的人，其實這麼多年來，她也開始感到與老公在性格、喜好、價值觀上差距愈來愈大，經不得這些刺激，而且對她的老公也死心，就跟她老公說，我們離婚吧！

他老公沒想過要離婚，對他來說，他跟那個客戶的女員工玩玩而已，沒有打算娶她。最重要的是，他沒有想過要與誰，包括他的老婆Annie「分身家」，他認為，生意這麼成功，他們賺這麼多錢，都是他「叻」有生意頭腦。Annie只是「跟着他的意思去執行一些內務工作而已」。如果Annie要離婚，他會給她一筆錢，大概等於他們兩夫婦財產的20％，這客觀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對他來說是很慷慨。孩子可以跟Annie。

Annie一聽，非常生氣。她認為，她與老公一起創業，一起打拚，創業的資本其中一部分也是她奔走下取得的，雖然公司的股權大部分屬於她老公，但在公在私，她都應該取得他們公司與他們共同財產的一半。兩人為此爭持不下，鬧得很不愉快。

Annie跟我吃午飯，恨恨地說：「我已經決定跟他法庭相見。我已經找了香港最有名打離婚官司的律師行，他們說可以幫我爭取，我已經付了他們一筆費用，準備跟他拚到底！」

我從來沒見過Annie這麼憤恨。我問她：「你還愛你老公嗎？」Annie說：「唉，你不要誤會，我不是因為還愛他，要報復他才這麼做，律師也問過我這個問題很多次，我回家真的想了好久，我可以清楚地告訴你，我是真的對他沒有什麼愛了。我這麼做，是感覺他欺人太甚，他是negate了我過去二十多年對公司的貢獻，把我貶低到好像一個他秘書的地位！」我或者對客戶沒有他那麼行，策略沒有他那麼準，但是沒有我在背後打點，他生意也不可能做得這麼順利，這麼成功備！我還是他老婆，在公在私，我都應該拿他一半的錢！」

我問：「你是要他賣掉公司把錢分一半給你嗎？」Annie說：「不，坦白說，公司我有份建立起來，我不希望因為我們的關係，把自己的心血拱手送給他人，這對員工也不好。我其實做了這麼多年也累了，我想退休，拿了錢，好好享受一下人生，環遊世界，做一些自己喜歡但以前沒有機會做的事。公司是他的命，就讓他繼續經營下去吧，他會做得好的。我跟律師談過，準備找第三方來為公司與我們的共同財產估值，他給我估值的一半就可以了。他可能要用其他一些投資來付我的一半，但不會危害到公司的財政。」

我問：「律師怎麼說？這官司要打多久？」

Annie說：「他一定不會這麼輕鬆容易的給我錢。律師說，我們準備兩年吧，兩年後，應該可以解決。」

「剛才你說，打官司會讓你感到厭煩，大家互相攻擊會讓你感覺醜惡，你未來兩年的心理生活不會好到哪裏去，而打官司會讓孩子為難，也是你不想看到的，是嗎？」

「是，你的總結沒錯。」

「那你有什麼其他選擇呢？」

Annie 靜下來，沒有說什麼。

我說：「好像你要一半錢，是你們打官司的主要爭議點，是嗎？你要一半，他不肯。我明白你的看法。我們是老朋友了，所以大膽地說幾句話，目的都是希望你開心。孩子不用為難。你有沒有想過其他觀點。比如說，如果你不跟你老公結婚，你的生活跟現在的你會有什麼不同？」

Annie想了一回，說：「首先我沒有我兩個寶貝兒女，他們是joy of my life。其次，如果我還是打工的話，我可能沒有這麼多錢，可以有現在這種生活。 當然我也有可能嫁給另外一個人，有另外一個家，有多少錢，但有現在這麼多錢的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的決定有沒有改變呢？」

Annie 沒說什麼，我也沒有逼她，這是需要她自己想清楚決定的。
一個月後，Annie打電話給我說：「我剛從律師樓出來，簽了協議離婚書了，現在我真的自由了。」
我問：「拿到的錢你滿意嗎？」

Annie說：「比他開始說願意給我的多，但跟50%還有一段距離，但我不希望浪費時間心力跟他吵，更不希望孩子們為難，好像你說的，我拿到的比很多人窮一生打工都不會賺到的錢，這些錢足夠我好好地度過我以後的日子，我就算了吧，放他一馬！好了，出來吃飯吧，我請！」

感恩

親愛的天父：袮的恩真的數算不完！就在我還得罪袮的時候，袮已經默默地等候我回轉。認識袮以後，袮每天都在身旁幫助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難，袮都替我解決。神蹟每天都發生——如果沒有袮，我在路上會經常被車碰傷，也會遇上強盜，工作的疏忽會釀成大禍，生意伙伴和同事會攻擊我，與人相處的磨擦會令朋友和家人離我而去，自以為謹慎的投資也可以轉眼化為烏有。為甚麼袮會這樣看顧我？除了感恩以外，我還可做甚麼？我還應做甚麼？袮說過，作在弟兄姊妹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袮身上 (太25:40)。求聖靈引導我，時刻都可找到身旁最小的一位，讓我可以跟著袮的話而行！阿門。

為小島調兵遣將 英再示法治精神

以上的標題是林行止先生在《信報》2009年8月20日刊登的文章的標題。該文以個案分析的方法，解釋何謂法治精神，比以往我閱讀過所有嘗試對法治下定義的中文文章 (除戴耀庭論及 "以法達義" 的一篇外) 更精確，把法治原則說明。法治是一種價值觀，不是一些規條；這是中國內地 (甚至香港) 許多人仍然未明白的道理。《信報》的讀者，多數明白何謂法治，但不明白的正正也是不喜歡閱讀《信報》的人，令人惋惜。

* * *

為小島調兵遣將 英再示法治精神
林行止

一、
位於巴哈馬之東南、海地之北的土克斯和開古斯群島（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TCI），對一般讀者相信是個陌生地名（地理課有教但誰記得），筆者是最近閱讀《海盜經濟學》才有印象（十八世紀曾是加勒比海海盜「基地」之一）。今天寫這個人口二萬二千九百四十二（ＣＩＡ七月的估計）、面積九百四十九平方公里（香港為一千一百零八平方公里）、由四十個島嶼（只有八個「可以居」）組成的島國，皆因她是英國的海外屬土（因聯合國的議決而除殖民地之名，與回歸前的香港同），而且剛剛發生讀者可能有興趣了解其真相的大新聞。八月十四日，英國政府宣布該島國政府和議會暫停運作，由倫敦委派的總督（Governor）全權管治，直至選出新總理及國會議員為止，這段過渡期不超過二年，即二○一一年七月前一定得舉行大選。
在作出這一被不少加勒比海小國稱為「帝國主義赤裸裸侵略」或「殖民主義復活」行動的同時，英國派遣了一個包括商業犯罪科探員、律師和政務官組成的小組，前往梳理該島國亂成一團也許可稱烏煙瘴氣的政局，為後年還政於民的大選鋪路。英國派出這組文職人員赴此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小島，有恃無恐，皆因全副武裝的皇家海軍驅逐艦《無敵公爵》（HMS Iron Duke，威靈頓公爵的別名）已停泊在港口！

二、
ＴＣＩ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這須從頭略說。自從西班牙人於一五一二年發現該群島後，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她便輪番成為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商船的補給站，由於不具重大經濟價值，這些國家都沒有在島上建立移民據點……；一七九九年，大英帝國順手牽羊，把她納入其殖民地巴哈馬版圖，非正式使之成為英國殖民地一部分。
聚居於群島的原居地，本為美洲印第安人，一八四一年西班牙奴隸船在此擱淺，死裏逃生上岸的有一百九十二名非洲奴隸，當地英國官員視之為「非法入境難民」，強迫他們接受「培訓」，一份一八七八年的英國官方文件顯示這些奴隸已成為「勞動人口」（Labouring Population），在島上耕種捕魚，世代繁衍。
數百年來，ＴＣＩ的政治身份數變，她本為英國殖民地附屬，殖民地獨立英國便把之歸入其他殖民地……，直至英國在加勒比海最後殖民地巴哈馬於一九七三年獨立，她再無「人」收留，英國才「允許」ＴＣＩ成為其殖民地。不知什麼緣故，一九七四年加拿大有新民主黨議員提出私人提案，擬「割據」該群島，但為國會否決……。一九八二年ＴＣＩ獲准獨立，但同年英國取消原議，島上決心脫英入加的政客向加拿大招手，其時加拿大正與美國談判貿易協定，「無暇分身」，此事遂不了了之；至○四年，加拿大北方大省 Nova Scotia 主動邀請該島來歸，只是渥太華政府興趣不大，一拖再拖，至今未有定案，仍為英國非自治（Non-Self-Governing）海外屬土！
根據法例，英國政府無權解散殖民地議會，英皇則有權這樣做，英皇（不論性別）名義上是加拿大、澳洲、牙買加和Tuvalu（南太平洋迷你島國）十三個海外屬土的君主，當然有「話事權」，但英皇知道應該怎樣酌情運用權力，對加澳等大國除派公關性質的總督，百事不問；對於ＴＣＩ這樣能予取予攜的島國，她派出一艘中型驅逐艦，便可指點甚至更換江山！

三、
國力頹微的英國，為什麼要勞師動眾萬里迢迢去解決人口只有二萬多小島國的政治問題？答案很簡單，英國的法治精神堅如磐石，ＴＣＩ既為其屬地，便有責任依法把她管治好。
ＴＣ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她有議會（議員二十一名，十五名一人一票選出，餘為部會首長的當然議員）有二大政黨，大選中勝出的多數黨推出領袖當總理（前稱首席部長），唯他必須聽命於英國總督（近年由巴哈馬總督兼任）。因涉嫌貪污被迫辭職的總理米高．米錫克（M. Misick），現年四十三歲，是畢業於英國白金漢大學的大律師，為林肯法學院榮譽院士。米錫克家族是ＴＣＩ的「望族」（土皇帝也許較恰切），其二位哥哥華盛頓（曾任總理）和菲立現在經營酒店、物業及「各種投資」生意，弟弟阿里爾（Ariel）則為島上名律師……。
米高上任以還，有關他以權謀私把官地（亦稱 Crowd Land）據為己有進而與海外投資者攻守同盟朋比為奸興建大型「旅遊綜合體」的消息，便不斷傳出，有關密函且分送英國外交部及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而引爆事件使英國府會認為再拖延不處理有損其法治大國尊嚴的是，米高正在辦理離婚手續，其下堂求去的太太是美國黑人艷星 Lisa Raye ，以前她經常乘搭米高二架私人飛機（米高辯稱他過豪華生活的目的在對外宣傳該國旅遊業並吸引外資投入）往返ＴＣＩ和美國，在美國又擁有勞斯萊斯，珠光寶氣更不待言，這種種炫耀性消費令英國府會對投訴函件不能不正視；去年底米高鬧離婚，自此她便主動把其豪華生活公布周知；米高本來對指控推得一乾二淨，堅拒辭職；現在只好「保持緘默」並提前落台。而英國政府去年七月委任上訴庭退休法官羅賓爵士為調查專員，其中期報告指ＴＣＩ確有「制度性貪腐、政府極度不誠實、行政部門無能及政治制度不正常不成熟」。至是英國政府不得不慎重處理！
ＴＣＩ國民生產毛額以貨幣購買力平價計二億一千六百萬美元（英治但通用美元），主要收入靠旅遊（○四年遊客近十八萬，約為人口的六倍）及作為避稅天堂的收費，其重要出口商品是龍蝦和海螺（乾貨及螺殼）。英國為該島大事周章，肯定是「蝕本生意」，她這樣做的目的在維護法治精神及承擔宗主國的政治責任。

走筆至此，想起一件舊事。當年北京政府若當機立斷，責成地方政府甚至派專案小組南下徹查澳門貪腐大案，等於向世人展示她有成為法治國家的決心！可惜這次機會被輕輕放過。

新人物、新剌激

這篇文章說明，性格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我很同意。摘自信報 2009年8月6日 鮑慧兒 "新人物、新剌激" (已改寫)

* * *

7月底到溫哥華探望姐姐，參加華人旅行社舉辦的旅行團，團員多是華人，也有八位從美國來遊玩的越南籍家庭，一家三代，外祖母八十歲，三個女兒。

那八十歲的外祖母，她雖然滿頭白發，但腰板挺直，每天打扮得清清爽爽的，衣服簡單但看得出花心思配搭，每天都配戴一些搭配的首飾，十隻手指與十隻腳指都塗了甲油。她不多話，面上總是掛着微笑，每天開開心心的跟大夥兒出發，沒有要求人家特別的服務。我姐跟我說，我們老了要以這位老太太為榜樣。要 age old gracefully，要懂得與人相處，不要倚老賣老，要懂得歡歡喜喜的。身體可以的話，不要整天耽在家裏，要多與其他人接觸；多旅遊，盡量看看這美麗的世界，那麼衰老也會減慢。

其實她非常喜歡小孩子，所以現在自己開了一家幼兒園，每天照顧八十多個學前兒童，不知多開心。因此她活得開心，與家人相處融洽。她選擇不計較，她願意甚至樂意付出，看到家人開心她就滿足了。她的愛心，做就了她現在美好的「命運」。表面上，她好像付出了很多，但她得到的，我們又怎樣衡量呢？

相反的，我認識一位老太太，1949年時父親去世，她的丈夫帶着她與她的媽媽與幼小的妹妹等一起來香港，來港後生活很苦，但她的丈夫好像大哥一樣照顧她的妹妹，直到她們一一出嫁。這位老太太，到現在五十多年後，還經常在她的妹妹們面前說，如果沒有你們姐夫，你們會有今天嗎？她的妹妹們好脾氣，沒說什麼，但說到底，關係不可能很親近。

不同的性格，做出不同的選擇，不同的行為，得出不同的結果。我們可以說性格決定結果，但也可以說，你的選擇決定結果。

如果我整天工作，終日耽在同一個生活圈裏，相交的都是同一堆朋友，我不可能認得那位越南老太太與她的女兒。所以要擴大生活圈子，在新事物、新環境的刺激下，我們會體會更多，學得更多，更懂得感恩。

Happy Planet Index

信報 2009年7月22日

誰說我們不快樂？
Nick Lee

唔好意思，要勾起各位的「慘痛回憶」：7月初，一個名為Happy Planet Index的排名公布結果，哥斯達黎加居首，中國位列二十，香港排名八十四。「是香港人生活要求高？還是大陸人太過安於現狀？」「快樂並非用錢來衡量的。」「環顧亞洲，香港人是最不快樂一群。」論者爭相教訓港人。我心想，為何做人一定要快樂？我就是喜歡金錢多於快樂，又如何？快樂不是用金錢衡量，難道又可以用一個指數衡量嗎？

超級諷刺的是，這個指數根本不是量度快樂。它的網站首頁劈頭第一句便說：Happy Planet Index 反映，當人類花費生態資源令自己快樂，這過程有多高「效率」。詳盡一點的 About 頁，第二段開首：這指數並不反映哪個國家「最快樂」，這只反映個別國家以地球資源換取快樂的「效率」。
這個指數是一條小學生都識計的除數：

α和β是常數，一些統計學的伎倆，前者防止分母對整個計算的影響過大（特別是分母數值小的時候），後者只是一個 scaling factor，把指數值規限在 0 至 100 之間。香港學生最擅長討好制度拿高分；要拿 HPI 高分，一是分子超大，一是分母超細，最好當然兩者兼備。香港排名低代表什麼，單看指數很難說。我只知道，快樂不是用這個指數衡量的，「Happy Planet Index」這個名稱沒有誤導，它是指我們的地球 happy 與否，不是我們自己 happy 與否。自私的人類，永遠只顧自己 happy，卻不知道只有地球 happy，我們才可天長地久地 happy 下去。看見諸如「全球快樂指數」、「星球快樂指數」、「全球幸福指數」等不倫不類、似是而非的翻譯，地球 happy 才怪。
看看指數的組成。Life Expectancy 有客觀的統計數據，不用多說。Life Satisfaction 怎樣量度呢？讓我問你：All things considered, how satisfied are you with your life as a whole these days？以數字回答， 0 代表不滿意，10 代表滿意；某國的 Life Satisfaction 就是所有國內受訪者的平均。
這麼簡單，是否過分兒戲？其實這是心理學和發展經濟學一直以來的課題。發展一國經濟的「目的」是什麼？要國民過「快樂」的生活，相信無人有異議。戰後至今，人均 GDP 是一國發展的不二指標，然而這個指標未必與經濟發展的原本目的吻合，金錢不能換來快樂之餘，盲目追求 GDP 增長而妄顧環境和人民福祉的例子也不鮮見。聯合國的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便嘗試以多角度衡量一國的發展狀況，涵蓋包括人均壽命和教育普及程度等因素。然而，所有以外在數據衡量經濟發展的模型，內裏永遠隱含一個假設，就是得分愈高，人民便愈「快樂」。究竟，有冇人真係問過你快樂唔快樂？這種純粹主觀的內在感受，學者稱為 subjective well-being，只有透過訪問才能得到答案。由於語言、文化各地不同，情緒因時而異，訪問必須設計得很有技巧，方能得出一些可供比較和分析的答案。同時，學者會把調查的主觀感受和客觀條件對照，確保誘出的答案不致遠離現實。

總而言之，怎樣探視一群人的 Life Satisfaction 已經多年研究，以上那條看似兒戲的問題背後，其實包含眾多學者的智慧。樂而命短，是可惜；愁而命長，是可悲。因此指數的分子是壽命乘以快樂，缺一不可，作為人民福祉的指標。此指標又稱 Happy Life Year（HLY），這概念 1996 年便有學者以一篇五十八頁的鴻文提出。兩個數字一個乘號，簡單，卻不「求其是旦」（注意，為方便受訪者回應，Life Satisfaction 在訪問中是由 0 至 10；但計算 HLY 的時候，Life Satisfaction 是由 0 至 1，換算時只要把前者除以 10，這是 HLY 從不過百的原因）。
分母那個又是什麼「腳印」？我們的日常所需，追本溯源，都是來自土地的產出；我們排出的廢物，最終也是歸於塵土。Ecological Footprint 是指需要多少土地才能生產我們的日常所需和吸納我們排出的廢物。香港的人均 Ecological Footprint 是 5.7 公頃，即是每人需要 5.7 公頃土地支持我們現時的生活模式，根據 HPI 報告的說法，這是 unsustainable 的，因為全球每人只可分到 2.1 公頃土地。若果所有地球人都像香港人這樣生活，我們需要 2.7 個地球。

中國的人均「腳印」為 2.1 公頃，恰好 sustainable，可是隨着經濟繼續發展，人均「腳印」只會增大。無獨有偶，「生態腳印」這概念也是 1996 年出現，還有一本百多頁的書解述；一個簡單數字的來由殊不簡單。

如果 GDP 反映一個地方的賺錢能力，那不妨說「快活年數」（HLY）反映該地方的人有多快樂。賺錢能力高的人是否較快樂？從 GDP 與 HLY 的關係可知一二。據調查所得，人均 GDP 一萬美元以下，金錢帶來快樂的效果非常明顯；以上，效果仍在，只是遞減。個別情況作不得準，但總的來說，金錢的確可以換來快樂。【圖】顯示，東亞地區之中，香港人均 GDP 最高，Life Satisfaction 最高，HLY 最高，Life Expectancy 僅次於日本。誰說我們不快樂？

香港的 HPI 不能名列前茅，只因 HPI 要求的不僅是快樂，而是有效地運用自然資源來製造快樂；我們排八十四，不是因為愁雲慘霧，而是消耗物質過多。

HPI 近數年才出現，如果追溯各國以前的 HPI，大家會發現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美國和中國這兩大國，近十數年來，雖然 GDP 不斷長進，人均消耗的資源也愈來愈多，但其國民並沒因此而感到更快樂。

搵多咗錢，買多咗嘢，但係又無開心咗，為乜？我當然沒有答案。我們以為愈多金錢愈快樂，但中美兩國則是金錢換不到快樂的樣版。

究竟，金錢是否等於快樂？其實「GDP愈高，人愈快樂」告訴我們的，只是金錢與快樂的「關聯」（correlation），並非「因果」（causation）。舉例，泳池愈多人的日子，溫度計的酒精升得愈高，究竟是泳池人多導致酒精升高，還是酒精升高導致泳池人多，抑或兩者並非因果，而是由第三件事同時引發？單看 GDP 便認定金錢是快樂之源，太魯莽了；同一幅圖，說成「因為快樂，所以有錢」也可以。這個 correlation 因何出現，跟眾多社會現象一樣，只有理論，未有肯定答案。

對於那些有錢沒快樂的人，我以 Lexus 的廣告結尾： Whoever said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isn't spending it right。祝各位有錢又快樂。

男女能有純友誼關係？

這幾乎是永恆的話題。我說是 "幾乎"，是因為在天堂沒有婚姻概念，也沒有性別，所有人都是朋友關係。由於天堂只有歡笑，沒有煩惱，所以我甚至懷疑天堂沒有所謂 "好朋友" 和 "普通朋友" 的分別，人人都是知己。不過，還未上天堂之前，人便會為友誼的問題煩惱。

以下文章提到的研究，我真的不知道研究辦法如何。April Bleske-Rechek在網上發表了簡報：。研究只調查年齡18至23歲的42名男人和65名女人，和年齡27至52歲的52名男人和90名女人，似乎只是一個很初步的研究，該結果的學術價值似乎不太高，希望該教授繼續努力！


摘錄：2009年6月3日 信報
陳頌紅
"在電影《九○男歡女愛》（When Harry Met Sally）中，比利基斯圖（Billy Crystal）跟美琪賴恩（Meg Ryan）在紐約初相識時曾經就「男與女不可能成為朋友」發表偉論。他認為只有沒吸引力的女人才可以跟男人成為好朋友，否則男人總是希望跟一個有吸引力的女性朋友再進一步，所以兩人沒可能一直保持純友誼關係。導演Rob Reiner曾經在《紐約時報》一篇訪問中也強調這個電影主題，男與女的友誼關係，只會維持一段短時間。之後，一不發生性關係，一不疏遠，絕不可能發展成為既親密而又沒被對方吸引的好朋友。

去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就男與女能否有柏拉圖式友誼，對兩個年齡組別的男女（分別是十八至二十三歲，以及二十七至五十二歲）做了一個研究。調查發現，較年輕的一組女性，當她們處於熱戀期，會更抗拒跟另一位異性發展友誼關係。如果當男女雙方都有伴侶，這個組別的女性便認為大家更沒可能成為異性密友。不過對於這一組別的年輕男性來說，無論本身有沒有女朋友，都不影響他們對異性好友的渴求。至於年齡較大的一組，尤其是中年人，對異性友誼就比較開放。而無論哪個年齡組別的女性都認為，異性友誼會令生活變得複雜，如果不小心處理，很可能會破壞自己的愛情，所以不值得。而受訪的百分之四十五女性認為，她們的伴侶是不會認為異性友誼像清教徒一樣的潔淨，所以一定會帶來煩惱。

負責該項研究的April Bleske-Rechek指出，擁有一個有吸引力的異性好友，或者擁有一個能令我們自己更覺有吸引力的異性好友，會令我們感到洋洋得意，也更能肯定自己的魅力。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維繫這樣一段異性友誼。至少有小部分的人會覺得，擁有一個條件不錯的異性好友，會是一個後着。當現存愛情關係不能開花結果，仍有一個可以給予無限支持，甚至感情撫慰的強大後盾。不過研究也指出，如果你覺得跟那位異性好友的關係愈密不可分，你愈享受跟對方一起的時間，那麼，本身的愛情便已經走到岌岌可危的階段了。"

美國汽車業急劇下滑重要因素

2009年6月3日 信報

福特汽車前生產主管朱爾日前發表文章表示，工廠內的小規模衝突，肯定是1980年代美國汽車業急劇下滑的重要因素。朱爾特別提到夜班期間發生的一場「咖啡壼戰爭」，管理層指責工人休息的次數過多，因此沒收了時薪工人唯一的一個咖啡壼，希望藉此懲罰工人，同時又能提高生產力。但此一行動帶來的後果卻適得其反：機器停止正常運轉，生產中斷，因為致關重要的工具失蹤了。管理人員和保安員雖突擊搜查了工人的儲物櫃、停車場內的汽車、甚至廠內的垃圾桶，但始終無法找到失蹤的工具。鬥爭持續多天後，管理人員已疲憊不堪，四個州的汽車組裝廠面臨停產危機，管理層被迫交還咖啡壼，結果在數小時後，失蹤的工具又奇迹般重新出現，生產可以恢復進行。朱爾認為，美國汽車業就是這樣被自己發起的遊戲所擊敗。

Les Miserables -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 Lyrics

ENJORLRA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COMBEFERRE: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COURFEYRAC: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STUDENT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s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FEUILLY: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so that our banner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CHORU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s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Les Miserables -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如果由我選2009年6月4日主題曲......

與曹仁超對話

曹仁超在訪問，論到香港中年人與年青人的矛盾，句句真話，不可多得。難得曹仁超懂得配合年青人的語言習慣，以誇張和反諷的方法表達。如不是經常看 "投資者日記"，也可能不明所以。

M:Milk
C:曹仁超

M：你在1948年出生，又是一個BABY BOOMER(戰後嬰兒潮)的受訪者了。

C：以中國人來說，我差不多算是最早的BABY BOOMER。在四八、四九年左右，國共內戰已到尾聲，爺爺支持共產黨，將資金搬回上海，而那時候我老竇(爸爸)在香港做生意，她到上海娶了我媽媽便回香港，我在上海出生的。五○年左右，大陸「抗美援朝」，而當時我們家族主要做煙草代理生意，抗美援朝將我們由「愛國份子」變成「黑五類」；加上當時聯合國宣佈對中國禁運，煙草到港後未能運去內地，再死兩錢！

此舉對我們是雙重打擊，爺爺覺得勢色唔對，便叫媽媽帶我到香港避難三個月，於是我在三歲來香港，那才第一次見到爸爸，也不懂叫「老竇」。老竇為了氹我叫他，帶我到告羅士打大酒店(即現在的LANDMARK置地廣場)聽演奏食西餅，那時代食西餅是很「得人驚」的事情，還有食呂宋芒、上山頂…幾乎所有香港最高級的享受，都由老竇帶我去試過。他最初以為我只在香港留三個月，所以花了很多錢氹我，第一年大約花了五千港紙，大約是現在五十萬元購買力吧。後來發現我們回不了大陸，加上生意一落千丈，老竇開始酗酒，後來爆血管，再之後便過身了。我懂事時，家裡便開始變得貧窮，你可以想像我的六十年代，什麼穿膠花、油公仔、剪線頭、跟車送可樂等我都做過。

M：這種貧窮背景對你有很大影響呢。

C：坦白講，我小時不知道自己貧窮的，身邊所有小朋友都一樣，我常以為「冇飯食」先算窮，我有飯開又怎叫做窮呢？其實老竇留下小量積蓄給我們，媽媽亦很小心運用，所以我從未試過冇飯開，真正貧窮的日子不算很長。

M：那麼你從那時開始有窮的感覺？

C：現在回看，是因為太多朋友話我窮，我才知道自己窮。我認為問題在六三年老竇過身之後，他的朋友一而再地告訴我，其實我很窮。以前我常到茶樓飲茶，去食西餅，但現在不能，為什麼呢？我發現別人家裡有雪櫃、電視機，為什麼我家冇呢？因為冇錢，爸爸的朋友告訴我，因為我死老竇，很窮。窮的感覺是他們告訴我的，I WAS TOLD。最令我感受到的，是別人對窮人的歧視眼光，甚至不准許自己的女兒和我玩，怕她愛上我這個窮鬼。

M：那時代找工作容易嗎？

C：也不容易的，可以講，每個時代都有其艱難。在六十年代，找一份工作要有舖頭擔保，人浮於事，找工作並不容易，不是想做就有工作的。我在六七年中學畢業，暴動之後更難找工作，那時有工廠便做，冇就去穿膠花釘珠仔，住板間房、有飯食便行。反而我覺得現在要找工作的話一定找到，不過你們較揀擇而已。(M：以前你們的目標是搵食，現在我們的目標是發達嘛！)對啊！我曾經寫過：我們那時是搵食艱難、發達容易；現在社會是搵食容易、發達艱難。

M：現在越來越多人醉心投機，我不認為那是投資，而越來越少人工作生產，你認為這樣的社會沒有問題嗎？

C：我認為社會是圓形的，例如美國戰後四九年大衰退，有工做便很開心了；到五十年代開始興旺；到六十年代美國進入所謂繁榮期，有飯食有屋住，有安定的工作，連汽車都有，但看不到前路，所以到六十年代後期出現胡士托、頹廢派、吸毒問題等，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是美國迷失的二十年。(M：那香港的情況呢？)香港的五、六十甚至七十年代類似美國戰後，是貧窮時期，大陸不斷有廉價勞工湧入搶飯碗，老闆絕不會加你人工，窮人永遠是窮人，只有寄望下一代受教育，能夠成為香港的中產階級改善生活；(M：現在的香港類似美國的七、八十年代？)對，香港在八、九十年代至現在經歷了三十年的繁榮期，我們受過教育、有學問，而班鬼子佬(外國人)一步步撤離香港，我們對上沒有CEILING，我們REPLACE了他們的位置兼夾享受了香港的全盛時期，我們由貧窮階級進入中產階級，叻一點的更能發達！

M：那我們這一代後生的又如何？

C：但問題是，當這班人坐上中產階級的位置之後，後來的一批如何上位呢？現在你們上來，已經有我們百幾萬中產階級坐晒位，我們不會讓你們上來的！這情況類似七十年代的美國，而到八十年代後期上位的都不是中產階級，講的是INNOVATION、互聯網，二千年講的是INTERNET世代、X GENERATION。不過香港沒有X GENERATION，香港社群只得幾百萬人，如何建立互聯網呢？美國有數以億計的人口，因此能建立互聯網。

M：對啊！有年輕人投訴上一代霸著位置不讓年輕人上位呢！

C：點解我要讓個位出來？！對不對？我這個位置月入十幾萬，坐得好舒服，點解要我走啫？！我不單只不走，更專登不讓你上來！因為我沒有責任讓你上來的，這個位坐得我好舒服嘛！

M：你們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後便不斷重複流水作業，結果令到很多產業發展停滯不前呢。

C：對啊！日本也一樣！九○年代到現在都是，上一代霸著位置，死都唔改，硬係不讓你上來，所以有「望窗一族」，不過我見到日本開始有所改變了。(M：我又看不到香港年輕人凝聚了什麼力量出來呢。)所以我常說東方人有「奴性」問題，上一代人阻著，為何不反抗呢？另找商機呢？美國新一代找到互聯網、SOFT WARE、3-G、BIO-TECH等我們不懂的產業，打低美國既有的中產。當然，這班人又重複我們所做的，霸著位置，壟斷，不讓後來的上位，KILL YOU WHEN YOU ARE BABY！互聯網開始出現霸主時代，類似美國六、七十年代，我相信下一代又要用十多二十年時間去抗爭了。

M：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或者未能去抗爭，你會否認為是因為我們渣斗？

C：對！為何我們可以隊冧班鬼子佬取代他們，而你們不隊冧我們呢？(M：渣斗之處在那裡？)唔敢隊冧我地囉！我在七二、七三年已經在《明報》寫文章：「鬼子佬滾回老家去！」因為將來是我們的，JARDINE？WHO ARE YOU？WHEELOCK？WHAT'S YOUR NAME？HUTCHISON？乞人憎呀！我在七十年代已經預言三行時代結束，十大地產商時代來臨，我們要做HERCULES(神話中的大力士)，只要讓我們雙腳著地，連地球都能抬得起！所以我們兩腳著「地」，利用香港的房地產，就可以隊冧班鬼子佬！那年代讀大學的精英，畢業時便曉得「GOOD MORNING！SIR！」、「YOUR MOST OBEDIENT！SIR！」，六十年代大部份精英最大理想是守規矩做公務員，但最後被我們這班反斗星打低晒！我們這班不服從的，有錢便買地、冇錢的買地產股，最後成為贏家，身家比他們多得很呢！我們憑著香港的房地產撈了一大筆，叻的就像李嘉誠，而這遊戲自七十年代玩到一九九七年，然後再冇新的地產企業出現，亦不能再以房地產創造明天了。

M：你所講的利用房地產的HERCULES，不單只隊冧班鬼子佬，仲隊冧埋我們這班下一代喎！因為你們碌卡碌埋我們那張啊！

C：不是你們，是四代人。第一，我們冇樓的上一代；第二，我們這一代冇樓的；第三，下一代冇樓的；還有大陸出來冇樓的。所以有四代人做我們的奴隸嘛！我們一代人搵了你們四代人的錢嘛！(M：呀~Orz…)做乜你們這代人咁蠢，仲被我們呃！一出身便整個龜殼你孭，爬下爬下，你做乜孭個龜殼呢？(M：呀~Orz…)「孭個龜殼做蝸牛」是我們SET出來的RULES嘛！點解一定要遵守我們的RULES呢？

M：即是說我們自小接受你們的教育，要尊師重道、便宜莫貪、沒有不勞而獲、要守規矩，然後一出社會便上了你們的當呢。

C：對啊！要不是哪裡來四代人養我們一代呢？有些學校提倡什麼知識博大、性格優雅，講出來堂而皇之，但對出來社會做事可能沒什麼幫助。我可以教你的，不是你的人格會否優雅，而是「如何在不犯法的情況之下發財」，這其實是大學應該提供的教育，但這些都不能公開，說出來便會被責罵為「衰人」。欺負弱小，我每日都做：回家食飯，食魚、牛、豬…這個世界永遠都是有智慧的動物食冇智慧的，「死蠢」就當然被人吃掉，但是，這些都不能寫進我的投資日記嘛。(M：你們那一代人講一套做一套，還教我們做隻死蠢的豬呢！我們徹底地被整了！)作為農莊的主人，WHY SHOULD I TEACH THE PIG TO SING？冇理由教隻豬去唱歌㗎！只要你們聽教聽話、乖乖地做豬仔，那我就有豬肉吃了！對不對？聰明的人要THINK OUSIDE THE BOX嘛！要超越上一代，就不要一味聽教聽話，永遠成為上一代的COPY。

M：今時今日在香港可以不買樓不買股票嗎？

C：你也可以去上海玩嘛~到了大陸的時候，你在社會上層，九七年後在大陸面對的環境，就類似我們在七十年代面對著你們。這個世界一定會有上層與下層，你在上層便成為既得利益者，唔好運在下層的話，你便是被剝削那班。這世上無論什麼制度都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我們這一代人是剝削者，而你們是被剝削者嘛！就算是我比你勤力工作，我的財富最多比你多一個開，何解現在我的身家比你多十個、一百個開呢？因為我在剝削你嘛！你不知道嗎？我八元買匯豐銀行股票然後一百六十元賣給了你嘛！我們這一代人的成就建基於你們身上嘛！

M：你對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呢？

C：年輕人不反叛就冇資格做年輕人，我主張年輕人反叛的，但要知道這世界不是你玩晒，所以要PLAY ACCORDING TO THE LAW，要在法律框框裡面造反，最多被人家話不道德，但要做法律容許之下的事，即是做一個「合法而不道德的人」！你們有兩個方法。第一，就好像我們在六十、七十年代覺得唔服氣，「點解要去GOOD MORNING！SIR！」？於是我們就去玩一瓣鬼子佬不懂的，去炒地皮，最後會德豐(WHEELOCK)、和記(HUTCHISON)、怡和 (JARDINE)都輸了。你們為何不去玩一瓣我們不懂的？沒理由去葡京搵何鴻燊玩嘛！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我們很多人的死穴是「恐共」，我們身光頸靚，不夠膽去大陸玩，而你們身無分文就應該去闖，這是第二個方法─將我們成功的方法拿去另一地方玩。今時今日的香港人一定要學懂兩件事：第一，ASSET ALLOCATION，資產配置；其次是STOCK PICKING，即揀股票。

M：我們在香港一定冇得玩嗎？

C：你們在香港一定唔夠我們玩，第一，遊戲規則是我們SET的；第二，我們在香港搵老襯搵了幾十年，財雄勢大；還有，「喂~阿曾、阿任，點睇呀？搞搞佢啦~整個勾地政策啦~」阿曾與我們是同一輩的，大家碌地沙玩大，我一個講唔掂，十個如何，我們是一群人，不單只這一群，連官都是自己人，都是同一代，都有共同語言的嘛！WE ACT THE SAME，WE THINK THE SAME！有默契的，我們信奉同樣的價值，「嘩~冒牌BEATLES來港！」便一窩蜂湧去聽了，我們都是聽THE BEATLES長大的一代嘛。

M：房地產一日在你們手中，一日都仍然由你們話事呢。

C：沒錯，房地產不跌，你們又如何上位呢？你們賺埋賺埋的錢只得三個選擇：第一個選擇─買樓，一炮過，供一世，條命賣給我們；第二個選擇─租樓，凌遲，每個月割一塊肉；第三個選擇─瞓街。你們跑不掉的，甫進入這個系統，就不斷被我們吸水，我們是SUCKER，大概由十個傻佬供養我們一個，所以我們必定很肥的，所以我們飲得起十多萬一瓶的紅酒，因為PAID BY YOU，NOT PAID BY US嘛！香港被我們DOMINATE，不單只房地產，是所有的都被我們控制了。

M：你們這班人的價值觀是「錢就是一切」，你覺得這是正確的。

C：炒樓炒股票有什麼問題呢？(M：全港市民都炒樓炒股票也沒有問題？)你們不炒樓炒股票，誰來接我們的貴價貨呢？我們的貨大部份在七、八十年代建立，在九十年代派給你們嘛！所以見你們在九七年接樓的時候，我覺得你們是傻佬，我們從每呎一百元炒至一萬元，炒了一百個開還接貨？！就算每呎四千元去接貨都是傻佬，每呎四千元都賺你四十個開！我太太說，我什麼都沒有，只是有錢；而你們什麼都有，只是沒有錢！我一直相信「錢就是一切」，但這一兩年開始覺得不是了。(M：為什麼呢？)有時都唔知賺咁多做乜，以我太太的理論講：第一粒鑽石就話嚇親我；第二粒鑽石，略有驚喜；第三粒，你應酬我嗎？第四粒，我覺得討厭；到第五粒鑽石，喂，搞搞新意思吧。現在班有錢已經多錢到癲癲地亂花錢了。(M：那就不要賺太多，漏一兩粒鑽石可給我們吧！)幹嗎要給你？而且這可不是我一個人決定，是一組人的決定。

《milk》雜誌 #406 2009年4月30日

http://www.milk.com.hk/magazine/

Let's work, work, work ...

耶穌叫我們向小孩學習，因為小孩的價值觀通常都比成年人正確，例如女兒對工作的態度正是我要學習的對象。

處理壓力的方法

改編自 

鮑慧兒： 改變生活習慣 休息再起步 (信報 2009年5月7日)

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些處理壓力的方法，讓各位能保持心情愉快。

根據研究，壓力的來源可以分成三種：生活風格，工作與性格。上星期談過什麼工作環境會對員工構成壓力，容易產生 burnout，那生活風格又會為我們帶來怎麼樣的壓力呢？你有遇上以下的情況嗎？

一、工時過長

如果你長期每星期工作超過八十小時，周末也工作，沒有休息時間，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問自己，花這麼多時間在工作上，真的有需要嗎？這麼長的工時是否就能令事情有成效？你可以怎樣 work smarter，而不光是 work harder 呢？

二、缺乏幫助或支援

如果你獨自撑起大量的工作與責任，不能授權其他人，經常想：「我不能離開一天，光是放一天假也不行。」的話，你的心理壓力會很大。但有這個想法的老闆比例很高呢！

最近我有一位客戶，她剛晉升為部門主管，公司生意也好得不得了，工作量也因此非常高，但她的下屬年紀都比較輕，她怕他們經驗不足做得不夠好，所以什麼事都親力親為。

加上她非常感激大老闆重用她，把她升為部門主管，老闆既對她有知遇之恩，她便更努力工作來報答老闆，就是累死也不讓自己停下來，最後不只把自己弄得消瘦不少，頭髮更是大把大把的掉。

不過，她都把這些藏在心內，沒跟人說，總是以為是自己能力不足，不懂推動員工。她這樣做並不健康，我知道她的性格，總是先為公司着想，把自己的需求擱在一旁，於是我很溫和地問她，她什麼時候才學會愛自己呢？如果她的孩子現在在她面前，會對她說什麼呢？

這樣一問，她才哇聲哭起來，願意跟我討論怎樣可學會「放下」與「下放」（授權）。

懂得授權、放權，知道什麼是重要的，要自己把關，什麼不直接管也不會出事，學會如何放權但懂得監控跟進，是處理這個問題的要訣。

三、缺乏社交支援

我們不單工作上需要別人支援，我們的情緒也需要別人來支援。有家人朋友可以傾訴討論，分享工作上遇到的種種問題和壓力，就是沒有實質的建議或幫忙，但只要有人肯傾聽，有人理解，也能抒解我們的情緒。如果他們能給予一點客觀或專業意見，那更是錦上添花了。最好還可以抽空一起玩樂，泡吧、購物、打球、「吹水」，做 spa，什麼都好。

根據正向心理學的研究，社交生活和有一些興趣，可以提升你的快樂指數，減低你的壓力呢！

四、沒有興趣或是沒有時間花在興趣上

這是很多工作狂的毛病，他們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工作上，工作就是他們的興趣。有工作以外的興趣是好的，可以把你的精力與心神從工作中轉移，當你集中於你的興趣，從中得到樂趣，就是短短的一、兩個小時，也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提神」方法。

無論是聽音樂、寫書法、跳社交舞、做瑜伽、打拳、攝影，動的或是靜的，甚至做義工都好。其中運動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運動還可以刺激分泌安多芬，讓人感覺快樂。

一位醫生朋友，施完十幾個小時的手術後還會去打網球，他說運動後要比之前精神多了，心情也舒暢多了！當然，做運動也可以保健，一舉三得，真的應該多做呀！

五、睡眠不足

這也是愈來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問題。根據研究，睡眠不足會減低你處理壓力的能力，很多人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第二天便會較易跟其他人發生衝突。

許多研究都說，人類最適當的睡眠時間是晚上十一時到早上七時，每天要睡八小時。傳統智慧告訴我們要早睡早起，的確有道理！

六、缺乏休假

研究証明，不斷工作不是最有效的，平衡的生活包括適當的休假，當你的人與心離開工作環境，跟工作保持一段距離，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一點。更客觀地理解自身和工作情況，甚至可為事情找到新的解決方法。但要訣是，休假時要放空，盡量放鬆，不要去想有關工作的問題，而巧妙的是，當你不想它時，休假後回到工作崗位，你也會有新觀點，點子自然會浮現。

如果你去年聖誕節沒有休假，農曆年只放了幾天公眾假期，復活節也在工作的話，是時候放鬆自己，補充一下睡眠，把握機會與親友連繫，又或重新培養一種興趣，花一些時間在你的興趣上，為自己建立一個堅固的處理壓力平台，因為你需要準備「長期抗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