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少人多？

香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小學教科書，總有這一句： "香港地少人多"。

我一向都不認為香港地少人多，因為每次到新界，總看見一大片荒地，地形比香港島的干德道、旭龢道平坦，理應較適合建高樓，起碼不會發生1972年六一八雨災，整座旭龢大廈被山泥推倒的慘劇。

很高興鍾逸傑爵士完全認同我的觀點。當然，我自知我這樣說像滔他的光，但我從來未想過，竟然有香港高官對香港土地政策的觀點，會與我這名普通不過的小市民的觀點，完全百份百相同。我一向持有這個觀點，不是聽任何人說的，而是靠自己觀察和研究政府公佈的數據得來的，但從來沒有香港高官白紙黑字地把這個觀點說出來，這是第一次。

況且，鍾逸傑不是一般的高官。鍾逸傑27歲在牛津大學畢業，30歲加入港英政府，在新界任官近20年，又學曉流利廣東話，效力港英政府逾三十年，官至布政司，還做過四個月署理港督，獲英女皇賜封爵士，在1993年以退休港英高官身份接受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香港現今的土地政策，是沿用幾十年前港英政府的一套，鍾逸傑當年身為布政司，是當事人，應該很了解。由 "當事人" 自己評論這套政策，相信應該很精確吧！

既然鍾爵士的觀點與我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我更要紀錄如下：

鍾逸傑說："很多人說香港沒土地可發展，這是政府和地產商共同編織的鬼話，看屯門和荃灣之間，甚至天水圍和元朗，有大片空地，可發展為新市鎮，提供上百萬單位。" (《信報》2011年6月27日)

這是我百份百認同的觀點。既然香港的土地價值是人為土地政策的產物，所以香港樓價的升降，也應以政府政策為分析的基礎；香港傳媒喜以純經濟數據分析香港樓市，根本捉錯用神。

香港樓價問題的背後真相

我一向認為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不是地產商壟斷，而是土地政策失誤，因此認同雷鼎鳴教授在《信報》的文章中說， "善用土地才能壓抑樓價"。不過，他說： "政府若要增加土地供應量，主要可做的，還只能靠填海或打一些郊野公園的主意"，我認為他還未把話說得清楚：香港政府原本持有金鐘添馬艦、西九龍、啟德舊機場等頂級地皮，為何不拍賣出售，而要分別用作政府總部、(所謂的) 國際藝術中心、和 (現時的)老鼠飼養場？現把雷教授的文章部份節錄如下。

2011年5月30日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國際經濟環境波譎雲詭，量化寬鬆似完未完，歐債再現危機，內地貨幣供應量從年前近三成的增幅，回歸到較接近常規的一成半左右，股市欲振乏力，但香港的樓價似仍未受到多大的壓力。上周中原地產指數繼續攀升至98.16（97年第三季為100），樓價已接近97年高峰水平，港島區更早已超越此水位。

上述說的是住宅，商用樓宇租金及賣價一樣連年上升。不少店戶埋怨，只要生意好轉，人流增加，業主便大幅加租，把新增的利潤全部吸走，租金加幅甚至大於收入的上升，致使店主不能不結業。

這些都是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在樓價租金皆漫無止境般上升的態勢下，民間普遍出現責難「賺到盡」的所謂「地產霸權」的聲音，是情理之常，就算是政府內部，恐怕不少官員也因害怕要負上樓價高企的責任，因而希望禍水東引，把責任推到地產商身上。

不過，我卻認為民粹潮中對地產商的不少指控，根本經不起推敲。為什麼所謂「地產霸權」的概念根本含混不清，脫離事實？

每個地產商都會夢想自己能當上房地產市場霸主，操控大局，不賺到盡，便誓不為人；就當他們如何為此努力，但他們做得到嗎？要當霸主便必須有壟斷的實力（與其他人勾結一起壟斷亦可），但香港的樓市交易量中，二手盤的成交等閒是新樓的六、七倍；一手盤亦有七、八個大地產商瓜分。香港每個大地產商的市場佔有率根本很難超過5％。

這麼低的市場佔有率能「霸」得出多少壟斷利潤？他們不是不想抬價，亦有用盡所有的宣傳包裝手法，但我們不能假設買家都是蠢笨如豬，二手市場中的小業主若眼見新樓訂價進取，隨時可以用較低的價錢搶走買家。

有人認為舊樓不如新樓，所以不足以構成競爭。這說法不對，二手樓價格只要有所折讓，誰說地產商不會感受巨大的競爭壓力？

香港樓價不斷上升，我們最多只能說這是一個賣家的市場。沒有足夠壟斷力的大地產商，沒有資格被視作霸主。我曾多次公開指出，香港地產業比起二十年前已大幅萎縮，根據官方數字，現在只佔GDP 5％至6％左右，有何力量當「霸主」？我曾遇過某些地產商，對此觀點很不高興。

商戶埋怨業主賺到盡，其心情可以明白。但我們若稍作思考，便可知業主不可能不加租。假設因為經濟好轉，某商戶每月可多賺一萬元；但經濟好轉後，同時也意味該舖位所能產出的經濟價值或利潤也會隨着上升起碼一萬元，別的租客會願意用更高的價錢得到這間商舖。在市場經濟中，商舖只可能如投標拍賣般價高者得，才做到商舖落入最能善用它的人手中。

上述的情況似乎也在說明，經濟好轉帶來的好處全部都被業主吸走，其他人不能分享。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造成這結果的根本原因是商舖（或商用辦公室）供應量受限制，不能隨租金上升而增加。假如市場中不斷有商舖或辦公室的新盤湧現，業主受到競爭壓力，根本不可能把租金抬高至把商戶利潤吸乾吸淨的地步，業主一加租，商戶便可能轉移陣地，戶主也就可真正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不論是住宅、商用舖位或辦公室，提供更多的單位才是壓抑樓價的真正關鍵。但香港在這方面的現狀及政策仍有很大的缺失。我們只要分析一下香港土地的使用情況，便可看出不少問題。

據政府規劃署《概括土地用途的分布情況》所載的數據，2010年香港共有一千一百零八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住宅用地只有七十六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6.86％；至於私人住宅更只得二十五平方公里，佔香港總面積的2.26％；其他住宅為公屋（十六平方公里）與鄉郊居所（三十五平方公里）。為香港絕大部分人口提供住所的私人住宅及公屋，合共只有四十一平方公里（等於3.7％的土地面積），是不是太過擁擠？

北京市人口約是香港的兩倍，總面積一萬六千八百零七點八平方公里，是香港的十五點二倍，就算是密布樓房的市區，也有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面積，土地比香港充裕得多；北京的樓價已是居高不下，香港怎可能不面對更大的壓力？

我們若再分析用地的比例，可更清楚分布的過時失當。香港從事製造業的人口，在2010年共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人，佔總就業人口3.29％，但香港的工業和工業邨用地卻有十平方公里，遠超於商業／商貿和辦公室四平方公里的用地。香港經濟現在靠商業、還是工業支撐？用地分布怎麼完全追不上形勢？

要解決商用辦公室租金上升的壓力，較快的方法是打破一些舊思維，把商業與工業用地不再互相區分，促使工業用地加快可變成商業用地，這當中也許會涉及不少技術和條例上的問題，但卻是不能不做的事。香港這個國際商業大都會，只有小得可憐的四平方公里（等於香港0.36％的土地）可作商貿用途，比起美國的一些大學的土地面積也不如，怎樣可以與人競爭？

我們面對更為嚴重的挑戰是未來。整個中國的格局是城市化，2010年中國城市人口已從改革開放開始時的兩成上升至近五成，內地將來總有些經濟條件較佳的人會移民香港，至於商貿活動上的融合更是無可避免。在此情況下，香港根本沒有條件浪費土地。

我們可再觀察一下香港還有什麼地可用。政府機構、社區設施、休憩用地共四十九平方公里（佔4.4％香港土地．下同）；道路、鐵路、機場共五十六平方公里（5.1％）；墳場、公共設施等十五平方公里（1.35％）；水塘、河道等三十平方公里（2.7％），這些相信都是動不了的。剩下的主要項目有農地五十一公里（4.6％），以及林地／灌叢／草地共七百三十五平方公里（66.3％）。

不少農地早已為發展商收購，等待政府批准改變用途，如果發展商認為將來的樓價比現在貴得多，他們不會急於在農地上建樓；政府必須讓他們相信，未來會有很多的地推出，他們才會考慮早日發展這些土地，以免蒙受損失。但政府手上有足夠的土地儲備「嚇唬」地產商嗎？

政府若要增加土地供應量，主要可做的，還只能靠填海或打一些郊野公園的主意。維港是香港的重要資產，絕不應再填，但其他地方卻可考慮。填海造地的成本，通常比開山便宜得多。香港四百三十六點六平方公里（39.6％）已劃作郊野公園，每年平均有一千三百萬人次到訪郊野公園，即港人平均每年到訪兩次；絕大多數的港人（包括我本人）都希望有郊野公園的存在。

不過，魚與熊掌我們不可兼得。政府只要宣布，到土地用盡後，可以把部分的郊野公園用作發展，政府潛在的土地儲備即會大增，政府壓抑樓價的公信力也會上升。

發展商也許是最不希望見到這種政策的人，該政策會令他們的土地儲備的價值下跌；因此，他們也許會利用部分環保人士的口，反對這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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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從來得來不易。即使近在二百多年前，在人權法先行者的國度，仍然有人因出版文字記述而被捕。林行止今天回顧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有感而發，節錄部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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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2011年5月18日

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稱漢沙，是以首創把議員老爺在國會發言（辯論）印出的印刷商名字Thomas C. Hansard（1776-1833）為名。在一段長時期內，英國國會被視為「秘密組織」，議員的發言被當作「國家機密」，一七七一年有印刷商印行摘錄的議員發言被捕，但倫敦市長堅信並維護言論自由，「當庭」把他釋放；這位違抗國會命令的市長迅即被當局囚於倫敦塔待審，然而沒有法官肯受理，國會無法命令法官審案，拖拉數月，市長被無罪釋放……。自此之後，國會不再視印行議員發言為罪行。

「報人」威廉．柯柏德（W. Cobbett）於一八○三年創設同名印刷公司，其一項業務是把報章有關議員發言摘要輯錄並印成專頁或小冊子。一八一二年公司因周轉不靈為漢沙收購；唯漢沙的經營一波三折，且曾因「錯誤引述」而被告以誹謗罪。經過長期纏訟，至一八四○年漢沙公司獲發「政府印刷商」牌照，自此漢沙才能合法地把議員的發言紀錄在案；至一八八九年，國會決議津貼漢沙（時已由第二、三代經營），使其有足夠資源把議員在議會內的一切言詞印出以為「永久紀錄」。除了英國，如今所有英國前殖民地包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肯雅、坦桑尼亞、剛果、毛里求斯、牙買加以至加拿大及澳洲等的議會紀錄，都稱漢沙。

過往數百年，學者記者要從漢沙中找資料，都得向國會有關部門登記，然而找出塵封發霉的檔案，逐一查找，既費工夫又不合衞生，以這些數百年數十年的文件只有蠹魚（書蛀蟲）的屍體和「廢卵」的臭味而無「書香」，不但氣味不好聞，長期閱讀尤其是大近視的「聞讀」，還會患上一種所謂「檔案發燒」（archive fever，這本為對終日埋首檔案者的形容）的小毛病；如今一切網上見。按柯伯登的資料，「登入」一八○四年至一八五七年的漢沙，便一目瞭然（這節辯論共四萬多字）。今人治學寫稿之便捷，別說古人，十年前的人做夢亦沒想到。

戰爭的背後

人成熟了，才知道人類過往數百年，向別國發動戰爭的背後原因，都是為了錢。這是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避而不談的，這算不算是愚民政策？林行止今天回顧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有感而發，節錄部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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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2011年5月18日

翻閱有關國際貿易特別是英國外貿的史料，從意想不到的來源—英國國會議事錄（Hansard），發現一些筆者以為很有建設性的資料。

眾所周所，在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及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英國對我國發動了兩次戰爭（史稱鴉片戰爭）；英國侵華在打破滿清閉關自守的國策，目的在迫使清朝進口外國貨尤其是英國製造的產品，因其時工業革命有成，英國開始大規模工業生產，商人急於為其成品找尋海外買家，因此游說政客並由後者說服政府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門戶。

在十九世紀中期，清朝對外出口茶葉、瓷器、絲綢及其他紅鬚綠眼輩趨之若鶩的「奢侈品」，由於不准進口不買外國貨，清朝因此錄得巨額貿易順差（貿盈）。縱橫四海有年自恃武功蓋世的英國，遂兩次用兵，把腐敗顢頇的滿清打得伏伏貼貼，不得不賠款兼開放海禁對外通商。可是，除了對華輸進大宗鴉片，英商的工業產品無法打進中國消費市場，這是因為中國消費者品味有異於西人及人民購買力有限有以致之。台灣學者巫仁恕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中央研究院叢書）一書，引述美國學者對十五至十八世紀中國消費市場的研究，指出「中國對西方輸入的舶來品，除了白銀之外，（對）其他商品興趣不大；而進口中國的舶來品，大多是東南亞的燕窩、魚翅（按還有香料、木材、犀牛角與象牙）這些屬於採集而來的稀有奢侈品，對中國國內產生的刺激毫無幫助；相對地，同時期的歐洲用殖民地白銀換取東南亞商品，造成快速運轉與淘汰的時尚體系。故而中西方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消費速度出現西快中慢的差異。」這段話適足以說明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英商亦無法分中國消費市場杯羹。

英商對中國消費市場的期待與失望，可從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下議院自由黨議員（本身為工業家）柯伯登（R. Cobden, 1804-1861）的發言上清楚看出。在這次冗長的發言中，這位激進議員指出，當英廷和滿清簽署條約（按：應指一八四二年的南京〔不平等〕條約）時，英商對中國市場寄予莫大的期盼，「蘭開夏（郡）的廠商歡喜若狂，他們認為『這個有三億人口帝國的子民，只要一人購買一頂棉質睡帽，我們的工廠便全年無休！』」結果蘭開夏郡的紡織商大失所望（一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希望每個中國人購買一支原子筆的美商），以「過去三年對中國的平均出口額每年約為一百二十五萬鎊，這與戰前（按：指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情況並無二致。事實上，一八四二年以來，我國對中國的工業產品輸出無絲毫進展……我國對華貿易量上升，皆因我們輸進更多的中國茶葉……。」

從鴉片貿易談到與中國（滿清）為敵，柯伯登的發言發人深省。十八世紀中葉，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外貿形勢表面大好。英國以賣鴉片所得，就地購進中國特產，雙邊貿易額大增；英國對印度的貿易亦勝前，以英國對印度出口漂白棉布（按：用印度棉花紡成的白棉布），並把所得購進鴉片，而這些鴉片一轉手便輸往中國。不過，除此之外，中英貿易並無進展……。柯伯登這樣分析︰「印度人若不種鴉片，肯定會種其他可以換取英國棉布的作物；中國不購鴉片，必然會採購其他英國產品，但這個問題太複雜。我想說的是，當利物浦商人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派軍艦與他們的商船同行進入中國海港及內河口岸時，其藉口必然是這樣做可以促進雙方貿易，而發動新一輪戰爭肯定有相同效果；但事實顯示，與中國為敵的後果是雙方貿易萎縮而非增長。」

一百五十年前，英商垂涎中國三億人口市場，但用武力無法達到打進中國消費市場的目的；如今英（世界）商看中中國十三億人口的市場，而且是消費力及消費意欲愈來愈強愈旺的市場；然而，和一百五十年前一樣，與中國不友善肯定打不開這個市場！

從南非種族隔離根源到最低工資弊端

本文的作者是王于漸教授 (Prof. Richard Yue Chim Wong)，從經濟角度分析南非種族隔離根源，說明最低工資法對社會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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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4月27日，是南非的「自由日」（Freedom Day）。1994年這一天，南非首次舉行平等選舉，成年人不分種族都有權投票；三年後的同一天，新憲法生效，終止始自1948年的種族隔離（apartheid）。

種族互動和衝突貫串着南非歷史。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南非79%是黑種非洲人，9.6%是白種人，2.5%是印度裔和其他亞洲裔；原住民為科伊桑人（Khoisan），在當地已有數千年之久，此外是從北邊移入的其他非洲人。

白種南非人是後來歐洲殖民者（settlers）的後裔。先是1652年荷蘭人移入，但所創建的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於1806年遭英國併吞；1835年後，荷蘭後裔布爾人（Boers）離開開普殖民地，另創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和德蘭士瓦共和國（The Transvaal）。

英裔移民和布爾人其後於1879年擊敗當地的祖魯族（Zulus），但隨即於1880-81年和1889-1902年，彼此間爆發戰爭。1910年，英裔殖民地和波爾人的幾個「共和國」聯合成立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現時南非的有色人種至少部分是上述所有族裔的後人，以及東印度群島奴隸的後裔；此外，還有些印度裔和華裔，他們的祖先是十九和二十世紀抵達的勞工。

隔離非因歧視而起

Apartheid意為「隔開」，是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政府於1948-94年間實施的制度，立法隔開種族，大量剝奪佔人口多數的非白人的權利，確保白人的少數統治權。這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波爾人後裔）的知識界所發明，理論上是讓不同的族裔得以分開發展。方法是為九個黑人部落各劃出一些地區，讓其在該範圍內實現「民族」願望。其餘的非白人包括混種的「Coloreds」和印度裔也長期受忽視，後來才鬆散地納入某種聯邦國會架構裏，但地位至今仍待界定。餘下的一個「部落」是白人，由說英語和說南非荷蘭語（Afrikaan）的兩大族群構成，為南非各族的和平進步提供「必要」的領導。

這個制度當初也許是想維持阿非利卡人（以下簡稱荷裔，與英裔相對）的認同，回應不同族裔文化參差的實際問題。荷裔篤信宗教、生活自律，熬過了幾百年的逆境，包括英國當權者的壓迫。第二次波爾人戰爭期間，荷裔平民遭扔進集中營，所受到的對待令人髮指；對於英裔企圖消滅他們的語言、文化和獨立性，荷裔銘記在心，雙方的關係一直很緊張。英裔長期主宰着商業，在對待有色人種方面被視為「自由派」（liberal）；發明種族隔離的荷裔被視為右派。英裔和荷裔的政治分野也正是他們的文化分野。

一般以為種族隔離因種族歧視而起。其實不然。種族歧視的緣起也許不敢說，但南非公開的種族歧視之所以會長時間持續，是種族隔離的果，而不是因。說白了，南非白人並非心態上先歧視黑人才導致隔離，剛好相反，正因為長時間與黑人隔離，才造成歧視的心態。

William Harold Hutt（1899-1988）教授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較為簡單也合乎邏輯的解釋。他於1964年出版的著作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種族障礙經濟學：有關南非種族隔離經濟起源和後果的研究》）說，種族隔離嚴重窒礙了經濟，殃及所有族群。該書兼有學術和激情，是一項激發良心的研究，但寫來很需要勇氣，因為同時得罪了左派和右派。

向黑人勞動力設關卡

在經濟上，種族隔離制度以兩種關卡限制黑人勞動力。一、未獲官方批准不得跨區工作，尤其限制由「鄉間」的黑人區進入城市的「白人」區，而且須由僱主提出申請，黑人有了僱主後，不得離職為他人工作；工人離職後，理論上須立即返回所居住的黑人「家園」（homeland）。二、有些工作講明保留給白人，在職業上限制黑人上進。

這也就減少了勞動力供應，尤其是城市工業區的技術工人，從而抬高白人技術工人的工資，而壓低鄉間黑人的工資。Hutt更認為，白人工會是早期推動歧視的引擎，而且禁止非白人組織工會，在經濟上也是對白人工會有利，最終目的不離保障白人勞工的利益，這是南非經濟史上常見的主旨。南非1910年成立聯邦後，沒有一屆政府可與保障白人工人利益的政策抗衡。對黑人勞工設限，不但抬高白人的工資，更讓白人優先獲得技能。但保障白人工人其實有損白人僱主的利益，後者反希望有充裕的廉價勞動力。

這項經濟衝突與英裔和荷裔白人的文化和語言分野是一致的。荷裔大都是鄉下人，受教育少，貧窮；英裔主要是城市人、有技術，中產。礦場是南非主要的就業機會，僱主和礦場的技術工人以英裔為主，非技術白種工人則主要是荷裔。

白種工人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自己變成壟斷性的勞動力，防止其他群體加入競爭，確保其經濟優勢。他們在1907年採取工業行動，接着首次在1911年立法，禁止非白人從事最賺錢的工作，先是採礦，然後擴至其他經濟領域。白種工人在策略上採用多種變調，有時候很隱晦，有時候玩虛偽，手法由罷工打擊僱主到立法規定「公平工酬」（fair pay），用類似今天最低工資的規限來排除非白人。理據是：低於此水平的工資有違良心；此外，利用非白人各個次群組之間的矛盾「分而治之」。

由此可見，種族隔離並非一小撮極端分子的神來之筆，而是歷史上白人勞工保護主義的延續，只不過由南非變成一種更徹底、以至禍害更大的制度，在1948年成為國策。

隔離帶出三種惡果

種族隔離造成一些重大的後果。首先，對流動黑人勞工的管理必定有不完全的地方。管制進出白人區的黑人時，手法暴虐、常見濫用。黑人身處白人區，須隨身攜帶「通行證」，警方可隨時隨地查看。無證者不論情由，一律逮捕「解回」家園，或拘押到可出示「通行證」為止。但一如世界各地「非法外勞」的問題，外來的人想打工，本地僱主想省錢，南非不論白人僱主還是黑人勞工都想逃避審查，以致總有不少非法「黑」工流入市區。

種族隔離的第二個後果，是技術工人長期短缺——此由限制黑人在地區之間流動，從而把獲取技能的機會壟斷保留給白人引發。這就牽引出動態的發展，經濟成長帶動對技術勞工的需求，從而抬高工資。在自由的體系裏，非白人可入學受訓以提升技術，但在南非沒有選擇；於是只有白人步步高陞，直到相對非白人不再具有競爭優勢。但這也正是種族隔離制度的原意。

後果之三是，黑人無法取得和運用人力資本，令種族關係長期繃緊。種族隔離擴大了種族的社會和經濟分野，這造成兩個效應：一是打擊了非白人的自尊；白人則覺得黑人沒有教養、無知、無能。由於缺乏訓練和激勵，非白人表現欠佳，又強化了社會的定見。這最終成為雙方「自我實現的預言」，也就是愈說愈像，落入惡性循環，最後變成「預見」的事實。長遠來說，非白人對白人深懷怨恨，不讓非白人上進不僅使他們世代貧窮，更剝奪了他們的尊嚴。

以上只是種族隔離的其中一些惡果。為了達到社會目的而設立的制度，若有違個人自然的利益，必定有不良的後果。南非政府認識到問題後，一度雄心勃勃，想用分散經濟計劃來扭轉問題；這就是把工作帶到鄉下，以免黑人長途跋涉進城。但這只不過是人類監管經濟的歷史上，由一種干預帶出另一種干預的典型。

方法是提供各種稅務津貼，鼓勵白人企業在分隔黑白的「交界地區」開業設廠。不少企業響應，但未能令經濟散開，因為所涉及的地域太大，這點津貼根本不夠，要全面做則負擔不起。有關計劃必須將全國按種族隔離的政治劃分，作同樣的經濟劃分。

白人商界要到1970年代初才算說服政府，承認種族隔離的社會代價難以負擔，從而開始拆除。當時的商界包括人數眾多的新興荷裔階層，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年，才克服各種既得利益，最終是市場力量使南非白人認識到種族隔離代價太大。

Hutt 1964 年的著作 Color Bar 無可避免地開罪了一些彼此對立的政治群體。對左翼自由派來說，把種族隔離歸咎於白人工友絕對是異端邪說。南非的左翼運動與海外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陣營關係密切，認定種族隔離是白人資本家剝削的工具，用來奴役非白人、壓低工資，抬高利潤。白人勞工被視為非白人勞工的階級盟友，黑人被視為種族隔離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受害者，要推倒這兩座大山才有出路。

但 Color Bar指出了左派邏輯上的謬誤和歷史上的差錯。左派認定，白人僱主務求將黑人的工資壓到最低；但Hutt證實，現實剛好相反，因為生產力犧牲太多，僱主無法接受。事實上，據歷史記載，由於很多工種不准黑人做，技術工人奇缺，白人僱主想站出來反對這項政策。換言之，Hutt證明，白人僱主不但不反對黑人累積人力資本，而且願意負擔這項成本。

白人僱主既然希望工作場所改行民主，為何從未認真地對政府施壓？Hutt認為，打一開始，白人僱主怕得罪荷裔工會、剛從英國引入的工匠，以及支持工會的荷裔政治建制。經歷1911年長時間的罷工和暴力，白人僱主杯弓蛇影，對於工人類似的威脅寧可信其有。但南非和海外的左翼運動有他們傳統的思維，不吃這一套，一頭栽進反種族隔離，令一些本來有可能支持Hutt的人士也敬而遠之。

三分一女性必遭強姦

至於遭到Hutt批評的荷裔政壇，由於Hutt不採用常見的左派觀點，反而魯莽地說，種族隔離是反共的荷裔政治運動與「親共」的社會主義派工人非神聖的結盟，荷裔政壇對他的敵意變本加厲。Hutt因此繼被左派攻擊後，再遭到右派咒詛；他在這兩種極端的眼裏都是異端，「左」「右」不是人。

'南非制度化的歧視源於「窮白人」的問題，目的是確保白種窮工人的經濟優越地位。'

William H. Hutt

Hutt成為南非學術界反種族隔離的意見領袖，但曲高和寡。對他來說，種族隔離時代是中央政府在經濟社會各方面持續擴權的終極產物，說到底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央計劃。Hutt在最後的分析中認為，「令我們感到關注的，並非因為人性偏見的缺失而導致種族上的不公，而是那些容許和強化這類不公的社會組織」。

種族隔離廢除多年後，所留下的問題仍然令人氣餒，其中特別是貧窮。失業率高達25%，人均壽命49.3歲，一半人生活在貧窮線下；愛滋病之多全球數一數二，強姦案之頻在全球非戰爭地區也絕無僅有，每三個女性就有一個預料在一生之中會遭到強姦。種族隔離的人類成本由此可見，而且揮之不去。

William Harold Hutt是英國經濟學家，出身勞工家庭，1924年畢業於港人簡稱LSE的倫敦經濟學院，獲頒商學學士；在出版社工作到1927年，接着回母校聽課，1928年受聘到南非開普敦大學任教，直到退休。他在1930年獲擢升為商學講座教授，其後任商學院院長。他有關凱恩斯經濟學和勞動市場的著作原創而且深邃，但身處南非，遠離歐美的學術中心，貢獻受到忽視。他1936年的著作Economists and the Public首創「consumer sovereignty」（消費者主權）一詞，現已廣泛使用。

Hutt曾於1978年來港。聽過他演講後，我有幸和他談到香港的經濟。我們當時對偷渡客仍然實行「抵壘政策」。得知香港的勞動市場幾乎不受法例干預，他覺得特別有趣。今天若仍在生，得知我們限制港人在內地的家人來港團聚、抗拒讓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大力推動標準工作周，他肯定會傷感。他以南非為家，有生之年目睹其墮落。這個偉大的經濟學者值得我們尊敬。

最低工資擴大失業

下周生效的最低工資法，實際上歧視社會上技能最少的勞動力，也就是新移民。光顧過火鍋店的讀者相信都會注意到，不少女服務員帶有鄉音，工作性質與傳菜員相若，只不過職銜好聽些，她們只具備起碼職級的技能。火鍋店創出這種商業模式，令一些絕難僱用的員工有工作可做，食客則有賓至如歸感覺，值得一讚。

市場是非技術勞動力最好的朋友，各種企業發揮創意，為一些很難就業的市民帶來工作機會。最低工資生效後，直接威脅到最少技能者的就業，間接也波及消費者。如果缺乏技術的新移民要改以自僱方式找工作，那就更不幸。如果再實行標準工作周，只會進一步擴大失業面；然後下次衰退來襲，就會全力推動失業保險。一法帶來另一法，沒完沒了，而且割得愈來愈深，恍如古時的凌遲極刑。當以歷史為鑑。

今天的南非是中等收入的新興經濟體，被視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在廢除種族隔離的新憲法通過十七周年之際，未來充滿希望，人民懷有憧憬。兩位學者Maxim Pinkovsky和Xavier Sala-i-Martin 去年發表的研究發現，1995年以來，拜制度改革後市場擴大之賜，撒哈拉以南各國的貧窮數據明確下降，預料還會繼續。希望我對自己的城市也能這樣樂觀。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參考文獻：

Maxim Pinkovsky and Xavier Sala-i-Martin, African Poverty is Falling Much Faster than You Think, NBER Working Paper 15775, 2010.

William H. Hutt, The Economic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64.

《張宇人不代表我，李卓人也請你收口》(轉貼)

一向認為最低工資法絕不可以幫助低下階層改善生活。可能有小部份人的收入增加了，但對整體低下階層來說，帶來失業、通漲、增加工作量等問題，總計來說，必定利多於弊。因最低工資法而必需加價的企業，其服務對象都必定只是低下階層：難道半島酒店的咖啡會因為最低工資法增加成本而要加一元嗎？只有快餐店才須要加價，而光顧快餐店的顧客，又有不少是只賺取最低工資的人，他們因立法而得到的加薪，老早已被通漲吃掉了。曾任記者10年的吳婉君，多年前與友人合伙在砵蘭街開了一間叫TC2咖啡店，但開業至今3年，仍未回本，早前她在自己Facebook寫了篇文章《張宇人不代表我，李卓人也請你收口》，批評最低工資法，相當值得一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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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因緣際遇下，由記者轉做小老闆，開了一間咖啡店。店子小，絕對是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口中，隨時因為最低工資的實施而結業的中小型餐廳。

但我想講，張字人不代表我。

小店一直沒有餐飲業慣常的「落場」制度。當然，對僱主來說，有這麼一個制度是很著數的。但如果有落場的話，一來以小店來說，實在難以請人。二來問心說，落場真的很「變態」，一份工返十三四小時，即等如賣身給我，連睡覺時間，一日還在多少時間留給家人朋友或自己，我既不能給予十萬九千七的人工，要同事賣身給我，我可受不起。

廿八蚊時薪，小店一早實施，就算長工同事，吃飯時間休息時間也計人工，也一早超過廿八蚊這數字。現在政府立法訂明最低工資，其實對我們，可以說一點影響也沒有，那又何來因此而結業的可能。

倒是發覺原來自己很愚蠢，經常說「有能力的僱主，應善待員工」的政府，竟然帶頭講明外判工食飯沒有工資，大把錢如特區政府，也這樣對待員工，我們這些在業主大幅加租，食材不斷加價的壓力下，掙扎求存的小店，是否應效法政府呢？否則便成為愚蠢老闆？

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做一個眼中只有金錢的無良僱主。

有能力的僱主，應善待員工。極為同意，從道德高地上說，同事們為你賣力，公司有錢賺，理應跟他們分享成果。從實際情況看，同事收你一百，但能為你賺來一千，我不介意多給他一百，甚至乎二百。從功利角度講，幫得手的同事，如不按表現態度來決定薪酬，他自不然會另謀高就，損失的又是僱主自己。

從來不擔心最低工資，只怕鋪頭不夠人及業主大幅加租。其實食肆最大的敵人是租金，作為自由黨成員的火星人張宇人，你又能否說服貴黨的商界成員，向政府建議設立最高租金呢？

自問未必是一個良心僱主，但敢肯定不是無良，為何工會口中，僱主總要等同無良。

我也想講，請代表工會的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收口。

熟悉TC2的朋友也知道，鋪頭最煩人的從來是人，貼在門外的招聘告示，從沒有能撕下的可能。從來沒有時間去籌劃一下文化cafe應有的活動，因為日日就是要洗碗傳菜，日日也是替工。

作為僱主多年，我遇到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

職工盟很近TC2，他們的社工經常來吃飯，不下五次向他們轉介人來工作。日間清潔、夜間洗碗姐姐，待應，長工兼職，甚至乎當面跟李卓人說，回應總是「好好好，我幫你打電話問下」，結果總是一樣---無下文。

最低工資二十八，我們出價三十三，甚至乎三十五，沒有年齡性別限制，只求有人洗碗。問過職工盟及社區組織協會，兩個月也沒有一個轉介個案。接觸最多失業人士的組織，也不能轉介工作，香港是否沒有失業率了。

由窩打老道至朗豪坊一段的砵蘭街，單看食肆門外的招聘告示，無一百也有八十份工作。外賣、傳菜待應、洗碗、廚師，甚麼工種也有，不相信？可以自己數數看。

我們日間清潔出價三十，朝十一至下午四時或五時，遷就要接放學的姐姐們。一個姐姐來見工，要求時薪三十五，只能返星期一至五，三點一定要走人。無問題，請！第一日返工，不見得特別快手乾淨，起碼不會移開枱椅掃地(其實是從沒有一個姐姐會自動這樣做)。下午兩點三，跟我說明天不做了，因為洗唔切。要求多多的 同時，是否忘記了自己的能力，是否值三十五蚊，就算我肯俾，她也不肯堅持。

又一個姐姐兩日前確認返工，一切也說沒有問題。到那天，又是no show無到，其實見怪不怪，同類案件一年間無十宗也有八宗。只是交待一聲不做了，是否太困難。無責任心的人，是否值得社會幫助呢？

夜間洗碗姐姐，時薪三十三，但每三幾個月就「玩嘢」一次，又嫌辛苦又嫌夜，但這些情況跟入職時是一模一樣的，除了人工由廿八加至三十三，未計生意好時的分紅。加了人工不提，只會埋怨辛苦，土星人李卓人，這是你要幫的人嗎？

一個做了半年的姐姐，一句身體有事，即時辭職，沒有帶來醫生證明，我可以追討通知金嗎？

一個由四川來，不懂廣東話的姐姐，社工帶她來見工，說是家暴個案，無問題，請！第一天返工正常，下午一起吃午飯，突然說要外出一會，又無問題，到四點多，一個同事問我是否「兇」過姐姐，因為姐姐話很肚餓！剛吃飯為何會肚餓，原來她以前在四川是耕田的，要吃很多飯，見枱面的飯吃完，不敢要添飯。結果要請社工轉告姐姐，我們飯餸不限，想吃幾多也可以。第二天，遅了十五分鐘也不見她，原來她用了個多小時，由地鐵站口過來也找不到門口（正常只需三分鐘），不要問我點解第一天她找到，第二天找不到，她怎說也說不清。中午怕她肚餓，先問要不要先煮飯給她吃，她說不用了，轉頭她到外面買了一個飯盒回來。激死，問她點解唔食我們的，答案是「我要食好多野，好麻煩，唔緊要啦，賺錢都要為咗食啫」。啱！但我又不是不給你吃的，為何要浪費廿多元呢？結果我沒有嫌她，她自己辭職了。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足夠我寫一本書。

一直不明白，麥當奴人工低，為何總不缺人。年輕同事跟我說，做麥當奴很開心的，從此以後到麥當奴留意一下，收銀機後就是一個遊樂場，年輕人找工的原則不是有否廿八蚊時薪，不是前途，而是好不好玩。

像活在外星的立法會議員，口口聲聲代表界別利益，請問你們對地球的運作，了解有多少？

同意「勞」跟「資」，永遠企在對立面，利益有衝突，不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反正自己也曾是打工仔，明白打工仔的心理。很想做一個合情合理的僱主。但原來這樣的僱主很難做，各方受敵，究竟有誰能確實地為我們發聲，莫非真的要出來參選？

可幸我們還有幾個肯博肯做的年輕同事，希望你們放心，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分享大家努力的成果。

快樂源於自信、智慧的積聚

七老八十才屆人生快樂巔峰？英美不約而同有此研究結果，指人到中年確實萬事憂，但45歲後則柳暗花明，若健壯且不愁經濟，晚年多會邁向更歡樂美好的人生。

青蔥歲月是人生最快樂時段的傳統概念，已遭學者推翻。倫敦大學學院生物學教授Lewis Wolpert分析，我們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只屬「一般快樂」，踏入中年須承擔事業、家庭的責任和壓力，快樂感開始減少。至40歲是個里程碑，往往被視為從人生高峰逐步走下坡；然而45歲左右峰迴路轉，開始變得開懷樂觀，並持續到七、八十歲達到高峰。長者某些能力如運算等雖漸衰退，語文及決策力則隨著大腦成熟而增強。更快樂是源於自信、智慧的積聚，也懂得切斷不快樂源頭。
美國國家科學院對34萬人的調查亦發現，幸福感從年輕時代逐漸減少，至年近五旬又開始增加，而快樂持續增長，到85歲達頂峰；研究指，健康和穩定經濟是老人的快樂保障。

(quoted from am730)

改革國語，反清復明

陳雲

2011年2月22日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304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二〇〇八）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 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北方官話是胡漢混雜語，混有蒙古 和女真（滿洲）的語音、語法及詞彙，是語言學界的共識，迨無疑義。民國初年，由於國語以當年的方言群體人口來定，也以滿清京城的所在地來定，卻不以「漢音」及「雅言」兩個標準來定，故此，中國語音從此失陷，連同中共強行推廣的簡體字及共產中文，是中華文化的大災劫。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也許大家更清楚災難何在。假若滿洲熱心西化，乾隆王朝武功顯赫，海軍征服並統治英國 ，但滿洲大臣無法分辨英文的fool、full、flu、through、true等音的差別，都講成fu的音，之後他們便覺得可以用「同音通假」的原理簡化英文字，猶如用「干」來代替幹、乾、榦之類，於是，滿洲政府規定，fool、full、flu、through及true、一律立法讀fu，而且拼寫為fu，在英國學校全境執行，所有出版物及公共空間用語，必須貫徹，違者處罰。試問，如此英文還成為英文嗎？滿洲政府乃至中共對於中國語文的殘害，可見一斑矣。
清朝也講接近國語（普通話）的北方官話，但損傷仍不算大。這是因為清朝的北方官話語音比現在的國語繁富，而且各地沿用當地語音（方言）教學（——故此康有為、梁啟超與孫中山 並不通曉官話），文人雅士作詩詞、做對聯、寫文章，也須熟讀《廣韻》，服膺於宋朝的平仄，也就是說，即使北方文人講的是滿洲時期的官話，他們創作用的語音起碼是宋朝的。換句話說，清朝的文人雅士，通曉三種中國語音：官話、地方話及歷史上的雅言（漢音及文言），而且三種語言都是全面使用的，生活知識、學校語言及文史傳承，都可以各自用這三種語言進行，猶如三足鼎立。到了中共的現代極權統治，情況改觀了：官話獨大，地方話萎縮，雅言崩潰。三足折其二，文化之鼎，豈能不傾？
李安 導演的電影《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湯唯飾演）唱《天涯歌女》，「淚」字唱了lui的音，三十年代的上海 歌星唱片，也是唱lui音，不是現在的lei音，這是後來稱為的「老國音」。在網上搜尋，聆聽孫中山 先生的演講錄音，便可聽到老國音。
一九一三年二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北京 召開「讀音統一會」，各省派學者代表一名，用民主投票的方法制定國音，在北方、江南和中原的語音之中，抽出漢語共同語的語素。今日從頭看來，其策略是在北京語系的基礎上，恢復宋代的中州音韻，使中國的共同語兼顧南北語系，維繫中原（中州）漢音的傳承。這是中國語音的反清復明。即是說，免除滿洲人的語言污染，將明成祖遷都北京期間的南京話恢復過來，再以中州話滋養之，使得中國的共同語上承宋、明兩代。至於秦漢音韻，回天乏術，只能寄望在粵語保存。
老國音恢復了微母 （v）、疑的洪音（ŋ）和細音（ɲ），還有ㄧㄞ （yai）音，區分尖團音，這些都是中州音韻，並以南京話的入聲形式，恢復入聲。老國音語音複雜，妨礙推廣。然而，中原人、江浙人學習北京話，只要不很著力，都會把地方語言帶入北京話，於是自然講出老國音來。今日中國即使推行新國音（普通話的前身），江浙一帶的老人家勉強講的普通話，也是老國音。至於閩粵一帶，語音差異太大，只能重新學習。
新文學革命之後，愚昧的科學崇拜和仇古精神瀰漫中國學界，發起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字之聲，也嫌棄老國音的拼音複雜，難用羅馬字標音，不方便將來逐步過渡到廢除漢字、用羅馬字寫中文的目標。一九二三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採用專家獨斷的方式工作，國語羅馬化的一批學者佔了大多數，決定廢除老國音，採用北京語音標準，稱之為「新國音」。
新國音的語音簡單，有利於南方人學習，但是新國音大幅度削去漢音傳承，也增加大量的同音字。例如，單是砍掉尖音和ㄧㄞ（yai）音這兩項，就使漢音減少四十個音節，改變六百個字的讀音，也增加六百個同音字。漢語共有四百多個音節，僅此兩項，就削去漢語音節的近十分之一，猶如漢語的十指被砍去一指。廢除入聲這一筆，且不計了。
刪削語音之害，顯而易見。一是降低漢語原有的表情達意之精確，講普通話有如吃了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興奮劑，語音輕盈而不閉口，老在張口傻笑，無法傳達悲絕感情；第二，是增加了中文語音辨義的難度，如li 、yi、 shi 等音，同音字多達七十個，在漢語體系之中，普通話是最糊塗的語言。第三，是破壞民族語音的傳承。
第三項是致命傷。普通話只是北方胡化地區的語言，原本漢人文化區的語言，包括江浙、中原及閩粵，卻摒除於中國話之外，可謂變夏為夷，漢人在中國掃地出門。也難怪，新國音、普通話的原來目標，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徹底毀滅中國文化，以便全盤西化。
民國初年制定的國語（老國音），有恢復漢音的崇高文化理想。後期的國語（新國音）、普通話，卻指向毀滅漢字，釀成中國文化的災劫。普通話淘洗了漢音的入聲、合口音和尖音，口語節奏平板，四聲中有三聲高音，講話輕飄無根，如同滿洲太監。其他漢語方言語音豐富，如粵語的「大地在我腳下」一句，全屬低音，音義合一。黃霑 的《滄海一聲笑》，歌詞用粵語誦讀，幾成曲譜。普通話的陰平、陽平、上聲與去聲的差別不大，無音樂感，讀詩唱曲，失其韻味。
普通話的聲母韻母較少，輕聲、第二第三聲以及ie與ian；z 與zh；en與eng等，語音區別不大，以致同音字、近音字太多，口語交流，錯漏百出，特別是要求字詞準確的文史交流和科學交流，用普通話開會，無稿不行。為免誤解，即使是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說，也要緩緩而進，經常毫無必要地停頓（拍掌位！），難免使南方人懷疑北方領導人的智力。普通話影響之下，慷慨激昂的演說，在中共政壇消失，因為無論字詞如何激烈，用普通話讀，都是軟綿綿輕飄飄。毛澤東 在天安門 城樓的喊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聽來荏弱不堪。
五千多個生僻漢字，普通話的讀音分辨不出，於是很多粵語用的字或成語，普通話不能用。如白駒過隙的隙字，粵語是罕有的gwik1，普通話卻是常見的xì。為了辨義，口語常用複詞表達，放棄音義自足的單字，例如縫隙（隙）、虛假（假）、沒有（無）、不一樣（不同）、屋子（屋）、盜賊（賊）、人員（人）、鮮魚（魚），鱔魚（鱔），令句子冗長，連帶書面語的句式也變得僵硬拖沓，不忍卒讀。
一九二三年制定的新國音（後來的普通話），路徑錯謬。新國音取法俄羅斯 、法國 和日本 ，取京城口語為標準音，殊不知俄羅斯、法國和日本的京城音是本族音，少有外族干預，而且期間少有遷都以致變音的事。中國的北京 城，本來是外族聚居的幽燕之地，明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已使漢音備受胡語干擾。滿清統治之後，更以滿洲學生拙劣的漢語口音來規限漢人老師的口音，變夏為夷。
然則，漢音也不能以南京官話為準，因為漢音有韻書與舊讀的歷史傳承，是受過教養的漢語（educated Chinese），故此應是匯通士大夫的口語來制定，而不是以一地的語音為準。以英國 為例，標準英文也是英皇的、受過教養的英語（educated English），而不是首都倫敦 的土語（Cockney English）。
恢復漢音，反清復明，當務之急，是保護方言，鞏固漢音庫存，然後在公共空間放寬普通話的標準要求，容許各地方言的人將方言特色融入普通話，使得普通話的實際語音豐富起來。其後，是用一九一三年制定老國音的方法，由音韻學家制定具體方案，試行推動新的漢音。最後，廢止現行的普通話。情況猶如局部恢復正體字（繁體字），匯通使用之後，廢止簡體字。以五十年時間竟其大功，漢字漢音復正，中華文明光照天下。

硬盤壟斷了我們的記憶，互聯網壟斷了我們的連繫

信報 2011年2月23日

Nick Lee

現代社會資訊泛濫，眾所周知，但究竟有多泛濫呢？最近兩位學者廣徵博引，作了一些估算，這裏與大家分享。

1986 年，全球儲存的資訊若平均攤分，相等於每人擁有 539 MB，小於一隻 CD 的容量（730 MB）。1993 年升至每人四隻 CD，2000 年十二隻，2007 年六十一隻。收集 2007 年所有 CD，每隻 1.2 毫米厚，逐隻疊高，高度超過月球。

人均資訊儲存量每七年以三至五倍增長，現距 2007 年已有三載之久，假設趨勢持續，你我今日不難分得過百隻 CD。

兩位學者治學嚴謹，分析包羅萬有，不僅涵蓋大家熟悉的數碼載體（硬盤、CD、DVD、「手指」、記憶卡等），還不忘一眾舊式的「前數碼」科技，如報紙、書籍、電影菲林、相片、X 光片、黑膠唱片、卡式錄音帶、錄影帶等。

錄影帶風光一時

猜一猜，1986 年哪種媒介儲存的資訊總量最大？錄影帶、黑膠唱片、卡式錄音帶、相片、報紙？

答案　錄影帶，載着所有資訊的 58%，即全球超過一半的資訊都是「蘊藏」在錄影帶裏。黑膠唱片載着 14%，卡式帶 12%，相片 8%。報紙不提也罷，只有 0.23%，書籍更少。論資訊量，印刷術鬥不過電子媒介（要分清「電子」和「數碼」，錄影帶、錄音帶和唱片都是「電子」，卻並非「數碼」。今時今日差不多所有「電子」產品都是「數碼」，故很易混淆）。

九十年代，CD 取代黑膠唱片和錄音帶，個人電腦亦逐漸普及，錄影帶暫時未有替代品。2000 年左右，互聯網興起，看來數碼科技執牛耳之日不遠。再猜一猜，2000 年哪種媒介儲存的資訊總量最大？硬盤、CD、錄影帶？

答案　錄影帶，是驚人的 71%。CD 佔 10%，硬盤才 6.1%，所有數碼載體佔全球資訊儲存量只 25%。

近五六年，數碼錄像和 DVD 興起，傳統錄影帶的地位遲早動搖，問題是動搖得有多快，像突尼斯和埃及的急轉直下，還是如北韓和古巴遲遲「死唔去」？又猜一猜，2007 年哪種媒介儲存的資訊總量最大？硬盤、CD、DVD、錄影帶？

答案　硬盤，52%，相對於七年前升幅驚人。DVD 這後起之秀佔 21%，CD 降至 6.4%，錄影帶呢？只有 6%，不及七年前的十分一，慘不忍睹。不能逃避一個結論，數碼錄像的最大受害者是傳統錄影帶，最大得益者是硬盤，兩者命運逆轉既急且快，可能是科技史上最「壯觀」的。

單向vs雙向

現在看看傳訊科技。研究把傳訊分為兩種：單向的廣播（broadcasting）和雙向的通訊（telecommunication）。1986 至 2007 年間，廣播的資訊量上升了四倍，這卻未必代表消費者收聽或收看的資訊多了四倍，事實上，我們看電視或聽收音機的時間多年來變化不大，約為每天兩小時四十五分鐘。數碼廣播剛剛興起，2007 年只佔所有廣播資訊量的四分一。換句話說，傳統的非數碼廣播依然主導。廣播科技牽涉巨大投資和法例監管，汰舊換新理應較慢，新舊交替的「場面」肯定沒有錄影帶一落千丈的震撼。

雙向通訊方面，猜一猜，1986 年郵遞資訊佔通訊總量多少？當時唯一對手差不多只有固網電話（流動電話未成氣候），說話比手寫無疑方便快捷得多，長途電話卻十分昂貴，郵遞佔當時的通訊份額多少？1%？多啲？少啲？

答案　0.34%，其餘是固網電話的天下。流動電話和互聯網雖已誕生，但資訊量未及郵遞，不說也罷。

轉眼二十多年，2007 年流動電話和互聯網已經成熟，搶去多少固網電話的天下？固網電話、流動電話、互聯網在通訊世界是不是鼎足三立？

答案　不是，互聯網負責 96% 的通訊流量，流動電話 2%，固網電話 1.5%，郵遞 0.0016%（由於進位，加起來不足一百）。互聯網與固網電話的對調，跟硬盤和錄影帶的情況不一樣。數碼錄像興起，錄影帶被淘汰掉，硬盤取而代之成為儲存影像的主要媒介，今日想找一輯錄影帶，難矣；互聯網興起，並沒有（還未）取代固網電話，後者的通訊份額急降，歸因於前者的用量以幾何級數上升，套進日常生活，固網電話仍然是生活一部分，卻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互聯網不僅是生活一部分，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固網電話未被取代

流動電話通訊量雖然超越固網電話，暫時未見能夠完全取代，固網電話的通話質素始終較穩定，辦公室亦不見得會放棄固網電話。另外值得一提的趨勢是流動電話的數據通訊量在 2007 年已經超越其話音通訊，這可說是智能手機興起的又一提示，手機不再是單純的通話工具，更似一部隨身攜帶的私人電腦。

最後看看全球電腦的運算能力，這裏「電腦」的定義包括個人電腦、伺服器、枱頭計算機、手機、我家中那部 Wii 和你手中那部 PSP。

回想 1986 年，當時很多銀行已經採用舊式主機（mainframe）作伺服器，個人電腦剛剛興起，數學會考也容許每位考生攜帶一部計算機。猜一猜，1986 年哪種電腦作了最多運算？伺服器、個人電腦、計算機？

答案　計算機，41%。個人電腦 33%，伺服器 17%。古語云「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全港中學生的計算機加起來，可能勝過滙豐銀行的主機呢！

計算機雖然普及，礙於其用途單純，運算力遲早給其他較多用途的電子產品趕過。2007 年，每人帶備一至兩部手機，街上經常見人捧着 PSP 玩個不停，多數家庭擁有至少一部電腦，再加個什麼 Xbox、Wii 或 PS3，那些遊戲機不是「省油的燈」，內裏動輒藏着不知多少個處理器，運算力不容忽視。2007 年哪種電腦作了最多運算？個人電腦、手機、遊戲機？

答案　個人電腦，66%。遊戲機 25%，手機 6%。現距 2007 年短短三年，iPhone 和一眾智能手機的普及程度遠超原來想像，我相信手機的運算份額接近甚至略破一成並不出奇，其他運算器怎樣分布，我沒有水晶球，你的估計與我的估計差不多。

不經不覺，替大家重溫了過去二十多年資訊科技的變遷。現在回望，真的很難想像二十多年前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的世界，是個怎麼的模樣。那些沒有硬盤作記憶、沒有互聯網作連繫的日子，我已忘記了怎樣過的。

透視你性格的遊戲

2011年2月2日

麗都美識

陳頌紅

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心理學副教授Sam Gosling的著作Snoop: What Your Stuff Says About You中，他提到紐約州立大學心理學家Arthur Aron「我想了解你」的「分享遊戲」：陌生男女受試者循序漸進地回答三十六條問題，一小時後，這些男女已揭露自己性格。

以下是其中一些問題：

如果你可以任意選擇，在這個世上，你最渴望跟誰一起共晉晚餐？我會選擇拉登。本來我想說奧巴馬，但我覺得要見奧巴馬，一定比要見拉登容易。說不定奧巴馬落任後還會來香港吃蛋撻。

在打電話給別人之前，你有否曾經預先綵排一次？為什麼？有，我這種天生神經緊張的人，當然有。即便打電話叫外賣，我都會在腦裏面演說一遍，惟恐自己臨場失準，把簡單如「頭抽煎豬排飯多豉油碎上炒底少蛋加葱走蒜」都交代得不清楚。

於你來說，怎樣的一天才稱得上「最完美一天」？讓我想想，嗯。可以盡情地吃喝，無論吸取了多少反式脂肪和壞膽固醇，二十四小時後都可以全部排出體外。那麼，跟我勞燕分飛的鵝肝、臘腸和薯片，將可與我上演牛郎織女的難得團圓。

如果你有九十歲壽命，在你人生中最後六十年，你想一直保持三十歲時的身體抑或是三十歲時的思想？這顯然是「心老人不老」還是「人老心不老」的抉擇。不過我當然是挑「心老人不老」。

如果你可以改變你成長過程中任何一些經歷，你會選擇什麼？我本來想說「不要被媽媽用藤條抽打」，但是換個角度看，沒有被媽媽打，我可就少了很多寫稿題材。

如果明早醒來，你就可以得到一種技術或者專業，你希望是什麼？我想擁有「撻」一下手指就能催眠任何生物的能力。到時候，我不會再怕蜥蜴、老鼠和恐怖分子。

心理學家發現，這些問題比「你的理想是什麼」、「你以前做過些什麼」更能促進了解，而且不會令人覺得氣氛有若開會般凝重。不妨在拜年時跟朋友玩玩。

粵語的入聲

陳雲是眾多捍衛粵語的義士之一，他的一篇文章解釋粵語的入聲為何重要，言之成理，特轉載如下。

漢語各方言可從其聲調的類別和入聲之存亡，推斷其保留漢音之多寡。北方官話及絕大多數官話系統的次級方言都無入聲，語言學家認定北方官話形成於宋元之後，在明清之際，滿洲入關之後，官話丟失了入聲。

閩語有−p，−t，−k的入聲和模糊入聲，模糊入聲是後出的，說明閩語保存古音，也吸納晉朝的新音。粵語只有−p，−t，−k的入聲，沒有模糊入聲，卻保留有極少見的「長入」「短入」之分，說明粵語保存上古和中古的漢音，側重於中古漢音。（長入聲後來在北方話系統變成去聲）客家話和贛語保留−p，−t，−k的入聲韻尾，吳語和湘語都只有混合入聲。

由於北方官話及後來的國語、普通話是雜交的胡化漢語，是洋浜涇的漢語，用來傳遞感情或念誦文章都頗乏味，缺了入聲和合口音（-m），語音只能抑揚而不能頓挫，令漢語變得文弱而單薄，鬼聲啾啾，沒了陽剛氣。例如用普通話讀岳飛壯懷激烈的《滿江紅》，語音傳遞的感情，竟如讀柳永淒楚悲切的《雨霖鈴》一般，都是平板粘滯，既不悲壯又不淒切，兩首詞都讀不出真味來。這是中國文學乃至中華文化的大災難！

廣東話的入聲，除了傳達高亢孤絕的感情之外，也可滑稽詼諧。諸位可以在互聯網搜尋鄭君綿和林艷的詼諧歌《煲燶粥》（一九六五），調寄英文情歌Sealed with a Kiss，原曲用kiss、miss、this的短促音押韻，即是入聲押韻，廣東話配詞的《煲燶粥》正是全曲用入聲押韻，而且都是詼諧惹笑。一男一女，互相詆毀對方煲燶粥、夠狠毒、又殘酷、割我心胸一忽肉、侮辱、鬼五馬六、個性孤獨、憎厭六畜、鬥累接觸、偎俗、做到我呆木。當年香港填詞的人，不止膽大妄為，將情歌變為冤家鬥氣歌，而且巧用入聲押韻，既合曲調，也令人嘻哈絕倒。

廣東人之機靈鬼馬，除了人傑地靈，也靠粵語的入聲。語音講得短促、準確而迅捷，令人口齒伶俐，頭腦精明。換了普通話，一講得快，便翹口嚼舌，聲音摺疊，搵鬼聽得明矣。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也簡化了北方語音，近年北方有人提倡改革普通話語音，引入古老方言，將普通話的語音略為復古，參考現時其他方言保存的明朝音韻，恢復尖團入聲字及合口音，締造一種高效而聲韻優美的中國交流語，「反清復明」，拯救中華文化，並非無因也。

黎廣德﹕: 延續殖民者心態的「土地觀」

這是黎廣德在明報發表的文章，其觀點其實已廣為人知 ── 大家都在問，新界這麼多荒地，為甚麼小學的教科書還說香港地少人多？只不過大眾未能準確掌握數據，未能像黎廣德一樣可以有系統地分析。現把黎廣德的文章剪存於下。

(明報)2010年12月2日 星期四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在上月12日發表了一篇「政綱式」演辭，闡述了他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其中有關土地開發的部分，觸及香港發展的核心問題，更與市民當前關心的樓價飈升、房屋供應短缺的矛盾息息相關，值得公眾討論。

梁振英點出了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太少，與我們在國際上名列前茅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相稱的矛盾，繼而帶出引導式的結論：「如果現有的土地不夠，到哪裏去尋找發展空間？填海是方式之一。到哪裏填？我們要堅決保護維港，但譬如維港西面的青洲如何？」

這段說話有一點令人摸不著頭腦：根據《保護海港條例》，青洲是維港範圍之內，這是政府多年前放棄青洲填海計劃的原因。誰要鼓吹青洲填海，便不可能成為「堅決保護維港」的勇士。但更值得探討的是這結論的前提：「現有的土地不夠」的假設，究竟孰真孰假？揭開這個假設的底蘊，是剖析本港深層次矛盾的關鍵。

3年前，政府發表了一份由眾多部門和專家學者、耗時7年才合力完成的研究報告：到了2030年，本港人口比今天預計增加140萬人，「城市化地區至今約佔全港土地面積的21%，鄉郊集居則再佔2%。基於未來的空間發展模式，到2030年我們只需多開發2%的土地。大部分林地、灌木地、草地及農地將不受策略性發展建議影響，亦可留有更大空間落實擴展郊野公園的建議」。報告更詳列了如何安置新增人口、減低市區密度、安排工商業用地的具體方法，而這一切都是在維港停止填海的前提佈局下進行〔註一〕。

政府的專業部門早已徹底否定了「現有的土地不夠」的假設，身處行政會議的梁振英和早前表示「搵地艱難」的特首曾蔭權 ，理應知之甚詳。那麼，為何兜兜轉轉，念念不忘維港填海的「土地觀」又再出籠？

回歸前，英國殖民政府採取以維港填海為核心的土地開發策略，主要基於兩項地緣政治的考慮：一、維港兩岸才是「自己」割讓得來的土地，九龍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區只是防範北方來客的緩衝區；二、維港填海所得是「處女地」，任由處置，毋須陷入在新界收地時的利益轇轕。這種夾雜了「防範意識」和「信手拈來」心態的土地觀，百多年來一直主導了殖民政府的土地管治思維。

梁振英在演辭中強調：「我們要確立社會的共同願景，就要對全社會有認真、全面和客觀的認識。」這固然是無可非議的目標，但在後殖民的今天，任何人對香港土地問題的「全面和客觀的認識」，不能逃避三座「老大難」的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過時的丁屋政策，這個原意用來維繫傳統村落族群的德政，已被濫用為牟取私利、入侵鄉郊的工具。丁屋用地佔去現時約2000公頃的鄉郊集居地的相當部分，兼且隨著城規會今年開始「寬大處理」，正在向綠化帶膨漲。

第二座大山是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brownfield sites）：佔地655公頃，獲城規會臨時許可的露天貨櫃場、危險品存放場或拖架停放場，再加上125公頃的違規貨櫃場和非法堆填區，已使新界不少地區淪落為第三世界一般的廢料場〔註二〕。持有這些地段的原居民，都是「開發至上」的信徒。

這兩座大山的共同特徵就是土地利用的效率奇低。接近3000公頃的土地，究竟創造了多少經濟價值？身為測量師的梁振英，應該比誰都心裏有數。善用這些土地，既可改善新界景觀，又可紓緩開發農地、濕地和郊野公園的壓力，與自然保育的目標相輔相成。那為何曾特首和梁先生均忽略如此顯而易見的出路？答案卻在於第三座大山。

根據公開披露的資料，五大地產商——恒基、新鴻基、新世界、信和及長實，合共持有的土地，包括計劃中、發展中及待發展的總面積，總計有1279公頃，超過政府目前持有的土地儲備320公頃的3倍有多〔註三〕。如按「有土便有財」的說法，用「富可敵港」來形容大地產商的現况，恐怕只有低估而並無誇大。

眾多地產商多年囤積得來的「圈地」，便是第三座大山，包括南生圍、下白泥、深涌、塱原和大浪西灣等遍佈新界的農地和魚塘。若果政府著意發展棕土地帶，不少原居民會倒履歡迎，但地產商持有而尚未被破壞成棕土的圈地，開發價值將會直線下降。反之，若果政府為了遷就地產商圈地的範圍而發展新市鎮（例如在粉嶺北新發展區建議採用公私合營模式，開發地產商已收購但未被破壞的高質農地），目前效率低劣的用地方式，便永遠沒有理順的一天。政府貪圖政治方便、怯於原居民利益和地產商特權，結果是新界規劃停滯不前，公眾利益成為犧牲品。

誠然，殖民時代的地緣政治已經去如黃鶴，但這三座大山的挑戰，是否令梁先生有意繼承殖民者「信手拈來」的心態，延續昔日的土地觀——維港填海還是最乾手淨腳的出路？

可惜，這種土地觀不但危害維港的未來，更已造成「重南輕北」的地區失衡：維港兩岸市區超越發展極限，交通擠塞成為空氣汚染每况愈下的罪 禍首；新界北卻欠缺發展就業的機會，令低收入階層難以向上流動。誰忽略了這項「南北差距」，就難以聲稱「全面和客觀的認識」貧窮問題。

更甚者，這種土地開發的思維與正在冒升的新價值，矛盾日趨激烈。早前有80後青年搬入馬屎埔村進行有機耕種，開展「新生活運動」，繼而發起反對開發南生圍濕地的運動。較早前，除了「我愛維港日」的參與人數按年遞增外，千人「誓保菜園村」的聲勢不減。若果執政者漠視這種價值衝突，只把新界土地視為經濟開發的原材料，將人文價值的空間榨得一乾二淨，又豈能稱為「社會的共同願景」？

試想想，政府領袖若果决心理順丁屋地和棕土的城鄉規劃，把過千公頃土地的發展願景與民共議，那麼政府與地產商博弈的遊戲規則必然徹底改寫，房屋供應的多寡不會任由地產商主導，提升人均居住面積不僅是售樓書推銷的夢想，青年一代多元發展的空間大增，20年後的香港面貌必定煥然一新。

過去殖民政府受制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發展願景欠奉。董建華和曾蔭權不敢移除三座大山，莫非下一屆政府要以維港填海掩蓋規劃失誤，令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

〔註一〕 政府規劃署2007年發表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第11.7段。報告預期本港人口從2003年至2030年增加160萬，相等於從2010年至2030年增加140萬。

〔註二〕《文滙報》2009年2月9日報道，655公頃為2009年統計數字，125公頃為2006年統計數字。

〔註三〕香港《經濟日報》2010年7月5日報道。

《和合本修訂版》

以下文章轉載自信報，是一篇寫得很好的訪問稿。

2010年9月16日

城市專題

楊天帥

耶穌是神的「獨生子」　還是「獨一的兒子」？

歷時二十七年的中文《聖經》修訂工作終於今年完成，《和合本修訂版》（下稱《和修本》）將於本月27日正式推出。

《聖經》翻譯對信徒理解經文內容至為關鍵。新版發表，公眾（不限於基督教徒）迴響不絕於耳。稱讚其內容變得更易讀、更準確者固然不少，然批評之聲亦非沒有。

有人認為，經文既定，如何能改？亦有人說，金句變拗口了，反倒難背。修訂本內容會否有變？會否影響教義解讀？詩歌歌詞要重作嗎？金句卡要重印嗎？人人是否要買一部新《聖經》？版本不一，信徒聚會讀經，會否讀得一團糟？

其實，修訂原因何在？

不知讀者諸君是否熟悉《聖經》，知道何謂《和合本》。

簡單而言，「和合」即「和衷合作」之意，《和合本》為各華人聖經公會合作之成果而得名。自1919年推出以來，《和合本》為絕大部分華人基督徒採用。

初版和合本難讀

最早期的和合本，閱讀難度絕不亞於四大名著。首先，其用字古老，時間仍以天干地支表示；其次，它幾乎毫無格式可言，詩詞句子之間不分段落；而且，標點仍襲晚清至民初方法，只用頓號與句號。

參與《和修本》修訂工作的蔡錦圖博士說，早於六十年代，華人社會中始有修訂《和合本》的聲音。然而，當時各教會未能就修訂細節達成共識。要到1983年，修訂計劃才得以正式開展。

1988年，部分字眼、段落及標點經修改過的《新標點和合本》推出，公眾普遍接受。2006年，新約部分修訂完成，反應有好有壞。直至今年，新舊約修訂終於大功告成。

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梁林天慧博士表示，《和修本》的推出並非為討信徒歡喜，也不是「為修而修」，而是確實「不可不修」。

反映考古新發現

與兩位博士傾談過後，我才發現，讀《聖經》會渴睡，原來是人之常情。部分經文，細讀百遍仍大惑不解，亦與中文水平無關。好似前述的天干地支，今日的華人又有誰可解？

「1919年《和合本》推出時，正值白話文運動期間，現代中文語法尚未定形。今日的現代漢語其實要到七八十年代才開始成熟，所以《和合本》的中文便與現在通用的有頗大差異。」

以梁博士為例，她坦言自己兒時讀《聖經》，「因用字太深了，其實不很明白，讀得好『痛苦』。」「我十二歲離開香港，去加拿大，中文水平大約只有中一程度。假如我不夠乖，或許我早已悶得把《聖經》丟在一旁，連信主的機會都失去了。」

《和合本》雖為現今最流行的中文《聖經》譯本，但原來它的翻譯過程並非由中國人主導。

「《聖經》舊約本由希伯來文撰寫，新約則是希臘文。翻譯《和合本》時，並未有很熟悉原文的中國學者，故要由美國、英國及蘇格蘭三地的聖經公會先讓教士學習中文，學成後再翻譯《聖經》。」梁博士道。

「這些教士既不是以中文為母語，中文水平難免不高。儘管他們有找中國的有識之士幫忙，但主導權仍在外國教士手上。所以，部分信徒也就希望藉是次修訂機會，做一本完全屬於中國人的《聖經》。」

相信不論讀者諸君是否基督徒，也應聽說過《死海古卷》一事。

1947年，有牧童為引出走進洞穴的羊，向洞穴投摘石頭，不料卻打破洞內瓦罐，發現古經文。其後考古學家陸續在其他洞穴發掘出約四萬書卷或殘篇。因這些洞穴位於死海附近，書卷便稱為《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及其他考古學發現，使《聖經》翻譯突飛猛進。經文中不少數據、用語經考證後修改得更準確，甚至部分失傳經文亦得以重現。如詩篇145章13節，舊版只有二句，但本來應有四句，這都在《和修本》改正過來了。」蔡博士道。

為求真改動金句

梁博士表示，這百年來英文《聖經》已有多個修訂譯本，而中文卻要到今日才有《和修本》，原因一來在「各華人教會尊重《聖經》，不敢擅改」，二來「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眾多，難求一致修訂意見。

「既然《和合本》是華人通用的《聖經》，《和修本》亦應同樣，為世上所有中文使用者接受。」她說。「然而世界各地的華人文化愈來愈多元化，有美籍中國人、加拿大籍中國人、中國本土的中國人……要令他們『和衷合作』，也不是簡單。」

「不過到了1983年，大家都意識到《和合本》已沿用六十多年，已到不可不更新的地步了。這樣，大家才同意展開修訂工作。」

以單字及標點計算，《和修本》的新約與舊約改動比例分別有15%及20%，算多或少見人見智。蔡博士說，修改處主要是「標點位置、斷句方式，以及刪減多餘的『的的了了』」，大改動不多。

然而，不少信徒，特別是較年長的，對新版《聖經》仍有微言。「有些人很緊張，擔心《聖經》會變得面目全非，跟下一代講經文，連哪一章哪一段都搞不清。」梁博士說。「他們總愛問，聖經公會還會印刷《和合本》嗎？」

亦有基督徒抱怨經文既已背熟，一旦修改，會對他們造成諸多不便。如著名的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獨生子」在《和修本》中便給改成「獨一的兒子」。

基督徒對這類「金句」的改動最為敏感。不少人質疑「獨生子」既與「獨一的兒子」分別不大，全無修改必要。亦有人揶揄說：「耶穌不再是神的『獨生子』了？」

蔡錦圖表示，「我們在定稿前，已列出改動的金句，請教會牧師審閱，提供意見。可避免修改的，我們都已避免了。

「然而，原文寫的確實是『獨一的兒子』無疑，不是only begotten Son 而是only Son。兩者有明顯區別，我們有必要反映出來，否則會與其他語言的《聖經》有分別。」

至於經文改動後，詩歌歌詞是否亦要跟隨？梁博士則稱這由個別教會自行決定。「我個人就認為詩歌既已上口，不如繼續保留，只是《聖經》必須以貼近原文為大原則，不改我們就落伍了。

「其實《和修本》的主要對象不是那些讀經多年的教徒，而是我們的下一代、以及未讀《聖經》的人。當然，我們也希望老教徒喜歡《和修本》，但也絕不反對他們繼續讀《和合本》呀！我們亦會繼續印刷《和合本》，只是數量會減少罷了。」

《和修本》有超過二千個注釋，數目比《和合本》高出數倍。

「我們基督徒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讀到貼近原文的《聖經》，讀者便可得到啟示。是以我們重視原文，翻譯時絕不加入自己的心意。就算發現矛盾之處，如兩段經文內容有出入，我們亦只會加插注釋，讓讀者自行理解。」

Nike廣告來自《聖經》？

梁博士說，很多信徒讀《聖經》的方法是錯的。

「有些人好迷信，會話：『呀，揭開本《聖經》，睇下今日神同我講乜先』。大錯特錯。」

「《聖經》不是預言書，讀經不是問米，我們讀《聖經》要連同它的背景一起讀。它的歷史、寫作宗旨、作者是誰、對象是誰……這些都很重要。」她說。「所以我們在《和修本》中每卷前加入序言，令讀者不致斷章取義。

「如腓立比書4章13節：『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多信徒就憑這句話，說自己做什麼都行，甚至有人竟說Nike廣告那句『Impossible is nothing』也來自《聖經》。

「其實有位基督徒說，讀過上文下理，便會知道這一節的意思是在上帝的力量中，窮亦富足。凡事都能作，實指身處什麼環境都能平安，而不是說人信上帝就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坦白講，個人認為要把「凡事都能作」解讀成「凡事都滿足」，倒是有點困難。既惹人誤會，何必乾脆改譯成「凡事都滿足」？

「因為原文便是如此！」梁博士道。「而且，不管如何翻譯，斷章取義看《聖經》也一定會誤解經文。所以，教育正確的讀經方法才是最重要。

「只是，這絕不容易！人總有軟弱的時候。一旦軟弱，連我也會讀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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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外判激增，對誰有害？

信報今天報導，法律外判激增，歐美各國的律師湧入印度；我不知道下一站是否中國。

法律外判可以減低成本，對客戶有益，但對印度的律師培訓和整個法律行業的發展，卻有極壞的影響，因為這些大量而簡單的法律事務，根本不能鍛鍊新出道的律師。回想以往，要不是我在年紀輕輕時已嘗過兩晚通宵處理全香港當時金額最大的上市公司清盤案、全香港金額最大的物業專業彌償案、和一宗成功推翻下級法院判決的終審庭案件，我現在如何有信心領導我的團隊工作呢？我擔心法律外判會影響印度年輕律師出頭的機會，簡接阻礙印度本土法律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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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10年8月9日

印度承包的離岸外判業務有新發展。最新調查顯示，由於歐美受到金融危機的打擊，律師事務所在巨大財務壓力下，必須降低成本及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將工作外判到成本較低的離岸公司。在此情況下，印度乘勢而上，法律外判公司及營業額均告大幅增長。而歐美不少律師亦不再視到印度工作為畏途，爭相到該國求職，謀求事業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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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法律程序外判（Legal Processing Outsourcing，LPO）的發展出現飛躍，可說完全是拜金融危機所賜。以往歐美經濟興旺期間，大企業在處理業務交易、併購或訟訴等法律事務時，給法律事務所一擲千金可以臉不改容。但受到金融危機打擊後，這些企業為法律事務支付的金額不再沒有上限。為此，法律事務所亦必須設法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以適應新的經濟環境。

在此情況下，將工作外判到印度，成為歐美法律事務所的首選，因為當地工資低廉，收費只及西方事務所的十分一至三分一，同時又擁有大批年輕及英語流利的律師。據印度行業顧問公司Valuenotes最近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該國承包外判法律服務的公司數目，從2005年的40間，迅速增加至去年的140間，營業額則從2006年的1.46億美元，預計增長至今年的4.4億美元，並在2014年進一步飆升至11億美元。英國雜誌《經濟學人》（Economist）表示，印度法律外判業的強勁增長，顯然受到經濟衰退帶來的法務成本控制壓力的驅動。

分析指出，西方律師事務所將工作外判到印度，確有實際需要。他們在本土接受客戶委托，將工作分割為多項任務，然後將一些繁雜耗時的法律事務外判給印度的離岸律師處理，身處歐美的律師只需對工作流程進行監督和審查。外判的內容包括開庭前的法律調查、撰寫法律摘要、證據核實、審查合約、案例分析等。這些都是較為初級的支援性和協助性的業務，而印度外判公司聘請的律師，大多是具有在歐美國家留學經驗的回流律師，對批出任務國家的法律制度有充份掌握，又能熟練地用英語工作，因此完全可以承包有關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時差的關係，西方律師事務所可以不分晝夜地進行工作，例如事務所接到一份緊急任務，在開庭前要對案件材料進行審查核實，或為商業談判準備預選合約方案，歐美的事務所在完成白天的工作後，可以將剩餘的任務外判給在印度的離岸律師，此時印度正好是白天。歐美的律師可以安心地休息，待翌日醒來時，印度的律師已將他們所起草的文件或審查妥當的合約傳送回歐美，讓後者可以避免加班工作，但同時又能及時完成任務，而且成本不單沒有增加，甚至可能減少。

西方公司為節省成本而將業務外判，已非新鮮事物。但一直以來，外判的業務主要是低技術及低附加值的工作。隨着印度等新興國家經濟發展漸上軌道，業務外判開始出現向高技術和高附加值工作轉移的趨勢。不單如此，就連西方國家的專業人士亦被迫順應潮流，有愈來愈多人移居到這些新興國家，尋找管理層或顧問等工作職位。

《紐約時報》上周報道表示，西方律師遷移到承包外判工作國家的情況雖然未成熱潮，但隨着傳統法律事務所外判的工作愈來愈多，有關情況亦勢將出現改變，因為在外判公司擔任最高管理層工作的薪酬，完全抵得上在美國主要都會區中型律師事務所的待遇，但在印度的生活費卻遠較美國為低。為此，一名在印度法律務外判公司Pangea3擔任總裁的美國律師麥波林（Greg McPolin）表示，他們收到來自美國律師的求職申請，已多至不知如何應付。

歐美律師近期改變觀感，願意放棄留在本國，移居到新興國家就業，主要原因是認為可以掌握機會管理人員，以及建立自己的事業。

分析指出，在美國縱使是從事最基層的法律事務律師，亦要為其教育及學位繳付至少10萬美元的學費，再加上三年的實習，以及數以千計美元的律師資格考試和輔導課程費用。由於在成長過程作出了巨大的投資，因此許多畢業生都不願意到新興國家工作。

不過，隨着歐美國家受到金融危機衝擊，許多律師事務所被迫收縮規模及削減員工，律師職位亦逐漸在市場上消失，剛畢業的律師若堅拒外流，將來有可能後悔莫及，因為待經濟好轉後，大多數法律工作已外判到印度等新興國家，令他們始終無法脫離失業大軍。與其到時追悔，不少歐美律師開始及早到新興市場發展，並且可藉機一展抱負，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

自2006年起移居印度的美藉律師惠勒（Christopher Wheeler）表示，從許多方面觀察，他在印度的工作較在美國的有更高回報。他在美國時，是紐約州的助理檢察官，主要工作是到紐約市的法庭內爭辯。但到了印度之後，卻負責管理一隊為數一百一十人的印度法律團隊。他表示，若是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地庫內與十五名僱員工作，這當然不會令他感到興趣。但現在要他建立一個擁有五百名僱員的辦公室，那真是一項令人興奮的挑戰。

歐美社會對於將法律工作外判到印度等新興國家，目前仍然存在極大爭議，但一些已經移居到外判公司所在國家的西方人士，卻感到義無反顧。

外判法律工作到新興國家所引起的其中一項最大爭議，是此舉可能影響歐美年輕律師的成長，因為他們將失去在簡單法律事務中鍛鍊的機會。不過，支持外判的人士卻認為，簡單的法律事務不能鍛鍊新出道的律師。印度著名法律外判公司CPA Global的美藉總監庫珀（Leah Cooper）說，她作為年輕律師在資料庫翻查資料時，就沒有學到任何知識，並因此認為，歐美國家應重新思考訓練律師的方法。

庫珀曾是力拓（Rio Tinto）的法律總監，於今年初辭職轉投CPA。她在去年將力拓法律事務部的大部分法律流程工作都外判到印度，並因這個大膽創新的舉動在西方法律界聲名大噪。她一直大力推崇將文件審查等初級法律工作外判，因為離岸外判公司確能提供非常良好的服務。她表示，外判是法律服務的未來出路。

另一美國律師亦表示，律師的90%工作是法律研究和起草法律文書，這些工作都可以離岸外判到印度。他指出，在美國僱用一名律師是非常重大的決策，但在印度卻可以一口氣僱用十名律師，並即時對他們進行培訓。

不過，亦有一些富經驗的美國律師認為，培訓印度人員面臨一定挑戰。一名業內人士表示，印度員工書寫的是華麗的英式英語，但這並不適合法庭需要，他們必須從美國本土請來一名持牌律師，專責對印度員工進行合約起草、審查和研究方面的培訓，教導他們書寫乾脆利落的短句，並形容這有如一個放棄過去知識和重新再學習的過程。